论钱大昕与王鸣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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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2008年第3期史学史研究No．3，2008总131期JOURNALOFHISTORIOGRAPHYSerialNo．131论钱大听与王鸣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施建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钱大昕与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考异》与《十七史商榷》以考证成果丰硕并称。从学术宗旨看，二者崇尚实事求是，反对学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史实妄加褒贬，同时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著述的得与失；就历史编撰而论，二人重视史书各种体裁和体例的功能并对史书的内部结构包括编次、断限、叙事、采撰等提出有效运用

2、的原则。对他们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时代特点及历史面貌。[关键词]钱大昕王鸣盛实事求是历史编撰[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8)03．0051-08钱大听(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汪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及音韵，精心所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后世将其著述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址，嘉定人。撰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和《蛾

3、术编》等经史著作。二人既是同乡、同学、同年、同官，又是亲戚，晚年又同住在苏州，经历相近，在乾嘉学者中颇具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术领域中有诸多相通的地方，因而就更广泛的领域及角度对二者的学术成就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时代特点及历史面貌。一、实事求是的宗旨：意趣相投作为乾嘉时期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大听的史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以实事求是为依归的治史态度，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反对学者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史实妄加褒贬。宋明以来，理学及心学盛行，学者以驰骋议论为高，“摭拾口头禅，转相假借，谈空说有，与实际应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蔑以自淑。”清初学者们

4、鉴于明朝灭亡的切肤之痛，对明代之学术进行彻底的反思，由此带动了学风的逐步改变。乾嘉学者们继承前辈对宋明学风的批判意识，自觉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风尚，钱大听与王呜盛就是他们当中的卓荦代表。钱大听就欧阳修的著史宗旨所提出的批评颇具代表性：“欧公《新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欧公本[收稿日期]2008-03—15[作者简介]施建雄(1966一)，男，福建永春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①粱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51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论钱大昕与王

5、呜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纪颇慕《春秋》褒贬书法，而其病即在此。⋯⋯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强调史家重在据实直书，尽量避免随意发挥主观见解。另一方面，他指责胡宏的《皇王大纪》、陈桎的《续编》、罗泌的《路史》等著述给学术界带来了不良影响，使得“后儒生侈谈邃古，而荒唐之词流为丹青，盖好奇而不学之弊”，追溯“今人以甲辰为尧元载，出于邵氏《皇极经世书》，邵又本于皇甫谧《帝王世纪》；刘恕《通鉴外纪》又以戊辰为尧元年，要之皆无的据，学者存而不论可也”，并重申：“太史公《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周诸王之历年盖已难考。⋯⋯夏、殷以前经典无

6、明文，子长、孟坚所不论，后儒妄说，皆未可信。”①可谓是态度鲜明，一语中的。王呜盛对上述问题的态度与钱大昕一致，他也曾批评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又论《通鉴纲目》篡改《通鉴》作史之良法，司马光“其意惟在乎案年编次，据事直书，而不在乎立文法以为褒贬，至《纲目》方以此为事”。④更加集中的论述体现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

7、⋯。”尽管其《十七史商榷》中有不少结合考辨的褒贬议论条目，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的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④。某种意义上王鸣盛与钱大昕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主体意识的发挥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史学需排斥认识主体的随意发挥，恰恰符合时代对历史真实性提出的客观要求。它也是建立在同时代无数学者对经史的深入探究和励行实践的基础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