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孔子道德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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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孔子之“仁爱”与墨子之“兼爱”——读《墨子与中国文化》与《仁礼之辩》所思王晓然摆在面前的两本书，《墨子与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为背景，通过对墨子十大主张的性质、后期墨家在逻辑学和科学方面的贡献、墨学衰微的原因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辨。《仁礼之辩——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则是梁家荣博士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梳理，重释古老儒学的核心概念，重估其思想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读后则想借由这篇文章在比较中论述孔子之“仁爱”与墨子之“兼爱”的区别、动因及影响。同样是对人提出“爱人”的要求，前者有阶级性，认为，后者则提倡广博无差别的爱，那么二者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从这种差别是否可以窥见后来

2、儒学得到发扬而墨学影响力迅速削弱的原因呢？如若系统论述这些问题，对于孔子，我们需关注到其政治主张、伦理观念、道德主张以及哲学思想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墨子，我们主要关注到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鲁问》）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而在这些主张中，则对于我们论题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佐证的价值。...一、孔墨对“爱人”不同要求的体现《论语》中孔子论“仁”，可分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仁人”，即一种人的品格；另一方面是“仁之方”，即“仁术

3、”，也可说是履行“仁”做事的方针要求。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论语》就可以看到，在孔子之道中，“仁”之境界其实并不“极高”。《论语·庸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如果“仁”之境界就是“极高”，则将置“圣”于何地呢？所谓“圣”，倒是类似于墨子“兼爱”的要求，此为后话。“……仁是超越一切德目之上而综摄一切德目，是一切德行表现底根源，是道德创造之总根源，故仁是全德。”

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页２２３我认为这段话可谓是对孔子对“仁”的概念的拔高。事实是，“仁”在孔子看来是浅近的，人人可以触及达到的东西。“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将“仁”的行事方针定格在每个人都做得来的程度，易懂可学，但成为颜回一般的“仁者”甚难，将其陶养成“无终食之间”...的品格，经得住时间与逆境考验，则又是一番境界。孔子对于“仁者”和“圣人”的定义是不同的，“仁者”尚难，况乎“圣人”？墨子的“兼爱”，可简单概括为待人如己，这相比于“仁”，又更接近于“至善”的境界。他认为一旦消除人我界限，则不孝、不慈、盗窃等不道德行为将变得没有意义。交相利使施受

5、双方不再是森严等级的两端，而是两个相互对等的社会个体。儒家差等之爱的基础在于周礼的“亲亲”原则。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 墨子则认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最终必然会走向极端利己主义。这一点在他和巫马子的一段辩论中有所体现，详见《耕柱》。这同时说明，儒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差等原则的前提正是肯定自私自利的合理性。概括来说，孔子和墨子对于“爱人”的观念的区别在于，在程度上，前者尽管难于坚持，毕竟要求浅近，后者严格且更难达到；在范围上，前者有阶级性，后者提倡广泛无差。而

6、究竟什么是至善的境界，笔者认为，不仅仅当是“待人如己”...，甚至应该是待人高于己。善的概念，是必须经过考验的，也许不能只看付出多少，而是看它与自己的利益成多少比例。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那时的善才能像剥掉皮的葡萄，显露出本来面目。不，那样也未必，有多少牺牲里仍然包含的不甘和懦弱呢？如果一个人的善是因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宁愿取而代之，这是好的。而如果是不忍自己幸福别人痛苦，害怕受到良心上的谴责，顾及面子，或者面对自我良心时的不忍——这是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时的面子，这又能称作至高意义的善么？尽管行为上前后二者并无差别，内涵却已天壤之别。大抵佛割肉喂鹰这类行为才称得上“至善”。然

7、而这毕竟仍然是牺牲了一个个体。“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此“直”字用得好，公平正直的态度是为稳妥，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又是当局者难以拿捏的。囿于篇幅所限，对于“至善”的讨论就到这里，不做深究。一、孔子对道德的约束方式既然两人对于“爱人”提出了兼爱与差爱两种不同的要求，那么如何要求众人实施呢？用什么样的约束力来使人自觉套入自己主张的道德境界中呢？首先，孔子对“仁爱”的行事方针易懂易做，让人们有更强烈的修缮自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