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与孔子的道德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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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孔子之“仁爱”与墨子之“兼爱”——读《墨子与中国文化》与《仁礼之辩》所思王晓然摆在面前的两本书，《墨子与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为背景，通过对墨子十大主张的性质、后期墨家在逻辑学和科学方面的贡献、墨学衰微的原因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辨。《仁礼之辩——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则是梁家荣博士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梳理，重释古老儒学的核心概念，重估其思想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读后则想借由这篇文章在比较中论述孔子之“仁爱”与墨子之“兼爱”的区别、动因及影响。同样是对人提出“爱人”的要求，前者有阶级性，认为，后者则提倡广博无差

2、别的爱，那么二者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从这种差别是否可以窥见后来儒学得到发扬而墨学影响力迅速削弱的原因呢？如若系统论述这些问题，对于孔子，我们需关注到其政治主张、伦理观念、道德主张以及哲学思想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墨子，我们主要关注到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鲁问》）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而在这些主张中，则对于我们论题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佐证的价值。11一、孔墨

3、对“爱人”不同要求的体现《论语》中孔子论“仁”，可分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仁人”，即一种人的品格；另一方面是“仁之方”，即“仁术”，也可说是履行“仁”做事的方针要求。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论语》就可以看到，在孔子之道中，“仁”之境界其实并不“极高”。《论语·庸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如果“仁

4、”之境界就是“极高”，则将置“圣”于何地呢？所谓“圣”，倒是类似于墨子“兼爱”的要求，此为后话。“……仁是超越一切德目之上而综摄一切德目，是一切德行表现底根源，是道德创造之总根源，故仁是全德。”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页２２３我认为这段话可谓是对孔子对“仁”的概念的拔高。事实是，“仁”在孔子看来是浅近的，人人可以触及达到的东西。“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将“仁”的行事方针定格在每个人都做得来的程度，易懂可学，但成为颜回一般的“仁者”甚难，将其陶养成“无终食之间”11的品格，经得住时间与

5、逆境考验，则又是一番境界。孔子对于“仁者”和“圣人”的定义是不同的，“仁者”尚难，况乎“圣人”？墨子的“兼爱”，可简单概括为待人如己，这相比于“仁”，又更接近于“至善”的境界。他认为一旦消除人我界限，则不孝、不慈、盗窃等不道德行为将变得没有意义。交相利使施受双方不再是森严等级的两端，而是两个相互对等的社会个体。儒家差等之爱的基础在于周礼的“亲亲”原则。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 墨子则认为，儒家

6、的“差等之爱”最终必然会走向极端利己主义。这一点在他和巫马子的一段辩论中有所体现，详见《耕柱》。这同时说明，儒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差等原则的前提正是肯定自私自利的合理性。概括来说，孔子和墨子对于“爱人”的观念的区别在于，在程度上，前者尽管难于坚持，毕竟要求浅近，后者严格且更难达到；在范围上，前者有阶级性，后者提倡广泛无差。而究竟什么是至善的境界，笔者认为，不仅仅当是“待人如己”11，甚至应该是待人高于己。善的概念，是必须经过考验的，也许不能只看付出多少，而是看它与自己的利益成多少比例。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那时的善

7、才能像剥掉皮的葡萄，显露出本来面目。不，那样也未必，有多少牺牲里仍然包含的不甘和懦弱呢？如果一个人的善是因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宁愿取而代之，这是好的。而如果是不忍自己幸福别人痛苦，害怕受到良心上的谴责，顾及面子，或者面对自我良心时的不忍——这是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时的面子，这又能称作至高意义的善么？尽管行为上前后二者并无差别，内涵却已天壤之别。大抵佛割肉喂鹰这类行为才称得上“至善”。然而这毕竟仍然是牺牲了一个个体。“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此“直”字用得

8、好，公平正直的态度是为稳妥，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又是当局者难以拿捏的。囿于篇幅所限，对于“至善”的讨论就到这里，不做深究。一、孔子对道德的约束方式既然两人对于“爱人”提出了兼爱与差爱两种不同的要求，那么如何要求众人实施呢？用什么样的约束力来使人自觉套入自己主张的道德境界中呢？首先，孔子对“仁爱”的行事方针易懂易做，让人们有更强烈的修缮自我行为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