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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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几点思考徐元俊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及其内涵何谓“职业教育”，目前理论界尚无统一定义。《辞海》的解释是：“给予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世界银行的定义是：“职业教育是在学校中为技术工人作准备的，部分课程是专门职业理论和实践；技术教育指的是为技术人员作准备，大多在中学后进行，这些机构大多被称为理工或工业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汉城召开的第二届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中，首次使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的概念，包括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技术教育”和培养技能操作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可见，职业教育应包括从业产有培训、转业

2、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等各方面，可以由学校实施，也可由社会上的职业培训机构实施。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职业教育体系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以初中后为重点的分流，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除初、中、高层次外，还应向本科、研究生延伸，使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们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学历；职前职后衔接，与其他教育沟通、协调发展等，这均属于职前教育和从职教内部来构建的体系。按照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职业教育在我国（许多工科、医科大学）已经延伸到博士层次，如“MBA”在国外就叫“职业学位”，只是我国没有把它从普通教育

3、中分离出来。从教育内部来讨论“贯通”和“对接”只是狭义的体系，而真正能称得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应当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社会链中的每一个制约因素，如职业资格制度、就业准入制度、人事分配制度、政府管理与投入体制等。二、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一）劳动人事制度的制约国家在劳动人事政策上存在重学历、轻能力的旧观念。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土壤，衍生了当代极度膨胀的学历主义和文凭主义。人事分配政策中重学术、轻应用，重普教、轻职教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人才的类型有：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前两类是普通教育的“产品”，其毕业生由人事部门管理；而后两类是职业教育的“产品”，由劳动部门管理，“分流

4、”后自然进入“干部”和“工人”的管理序列，从此他们将面对不同的工资与岗位“升迁”。从工资待遇上看，在上世纪50年代，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对比现在高，当时高级工的工资与大学的教授、讲师相当，加之“工人阶级”地位高，社会上不存在不愿当工人的问题。80年代后，工资福利则要与学历、职称挂钩，那些技术、技能人才因学历不高，又没有相应系列的职称可评，则工资差别越拉越大。近几年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有许多政策尚不明朗，如毕业生的“身份”难以确定，“技术系列”职称评审仍未试行，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技能型、技术型人才的待遇，职业教育仍将遭受人们的鄙视。（二）人才资源政策的制约49加入WTO后，我国技术型人才

5、缺口很大，仅靠现有教育体系难以解决。企业富余、转岗人员培训，建立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认证和职业培训制度已迫在眉捷。而社会上却出现盲目攀比、追求高学历的“人才高消费”现象，助长了用人单位重学历、轻技能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学历教育的“符号效应”掩盖了职业教育的需求特征，加重了“相对教育过度”状况。手持专科毕业证谋职已经日趋困难，在此形势下，职业教育的文凭难免进一步贬值。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致使15%的求职者因职业匹配欠佳而失去就业机会，我国每年至少有152万个就业机会无形流失。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与经济社会需求关系极为密切的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需求是通过人才资源市场的信号—

6、—人才价格反映到需要接受教育的人群中去的。用人单位无须承担培养费用就可使用人才，没有建立教育成本的分摊制度，盲目追求高学历的风气就难以遏制，职业教育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三）管理体制的制约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不相适应，职能交叉、条块分割、重复办学，学校缺少活力，资源得不充分利用，办学效益低下。普通中专、职业中专（高中）、技工学校及成人中专，分由不同部门或待业所管，有些学校又属教育部门的“职成教科”管理。而高职教育则归口到省教育厅“高教处”管理，这种非统一的管理机构，造成了管理职能上的分裂，同时影响了职业教育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将高职学校与普通高等学校“位列同班

7、”，其生源从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中降分录取，并采取具有歧视性的“三不一高”（即不迁户口、不包分配、不发派遣证，高收费）政策，使“新高职”在襁褓之时就被置于不利的地位，更加助长了“重文轻技”、“重道轻器”观念和知识本位，学科导向的思维定式，使鄙薄职业教育的风气甚嚣尘上。高职教师在职称评定时却按普通高校标准，这对高职院校的教师显然是有失公允的。这将导致高职院校的教师难以形成自身的个性，迫使高职放弃自身的特色来模仿普通高校办学。许多矛盾因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