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时代的落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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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朔——“时代的落拓者”-大学语文论文王朔——“时代的落拓者”○郑明明摘要：纵观对王朔各种评价，褒贬不一，偏激者有之，冷静自持者亦有之。今天，虽然“王朔热”已经过去，但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朔热”和王朔创作的“顽主”人物形象，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将王朔重新放回他的青少年时代——“文革”，试图从他重要的成长阶段中找出他浑身“刺人”的原因。关键词：王朔顽主“京油子”“文革”王朔自正式成名于文坛起，就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而对于他创作的一系列“顽主”形象，各路批评家、评论家也是褒贬不一。在查阅王朔的研究资

2、料时，一本名为《王朔再批判——丑陋的京油子》的批评专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而书面上大字印有的对王朔的评价更是让笔者惊诧不已：“【煽情】的妓女文学，以流氓的眼睛看世界，贫嘴掩盖着灵魂的苍白”。萧元将王朔称为“皇城根下叛卖文化垃圾的‘丑恶的北京人’”[1]，书中像审判似的，列下了条条的“罪状”。笔者此处引用陈丹青老先生对于王朔的评价予以回应：“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品看起来是反叛的、新的，其实那不过是内容的反叛，语言和意识还是七十年代的，还是那股味儿，那股腔调，要到九十年代事情才起变化。我非常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咒骂王朔，他们受不了那种陌生的腔

3、调，他们受了伤害。”[2]那么让人又恨又爱的王朔——“京油子”，他身上的痞气，“油”气又是怎么养成的呢？笔者综合王朔的作品、大量的研究资料以及对王朔的访谈视频，认为王朔是个在不幸的年代被“幸运”关照下成长的一代人。而他身上所带有一股痞气则是时代、家庭、社会、个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那个风风火火“文革”年代，“大院”里长大的王朔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笔者将促成王朔这种“流氓”性格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并结合实例进行阐述：一、社会背景——“风风火火”的文革年代王朔出生于1958年，他的青少年时期刚好处于风风火火的“文革”年代，而王朔的

4、成长地——北京，正是“文革”的中心，因此对于王朔而言，他的整个成长阶段都处于狂热的政治风浪中，并深受其影响。“文革”期间，四人帮提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等一套形而上学的谬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社会时代背景下，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顽主”，从小所接受的是充满革命意识的红色教育，狂热而又充满激情的“文革”年代，使他们树立了一种崇高而错误的世界观与人生目标，“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爱祖国、爱人民，但是不能提爱‘父母’，因为他们是分‘阶级’的；我们学习刘胡兰的事迹，

5、但是不能读冰心的‘母爱’的诗；我们的课本里是‘红岩’，是‘卓娅和舒拉’，为了革命牺牲亲情的故事耳熟能详。所以当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推波助澜，将‘天地君亲师’彻底抛弃”[3]。文革本身就是一次全民非理性的狂欢，王朔他原本空白的心灵被时代涂抹的是非理性的疯狂与惊人的愚昧。在这种非理性与愚昧的侵蚀下，他们被时代的乌托邦梦幻所麻醉，深深沉迷以至难以自拔。他们曾经天真地认为他们是革命的“红小兵”，自以为光荣的革命传统必须由他们这一代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因而在“顽主”们的幼小心灵中都有一个“英雄梦”。“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

6、瞎说。我被灌输的这一套东西，不次于人家被灌输那种人应该正常发展，以及性的那种教育。我一直觉得我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我们早晚在某一时刻，同帝国主义，进行一次总决战，这一战要让红旗插遍全世界。当时有一首长诗，写得特别棒。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早的一首诗，诗中写了一大串欧美各国首都的名字，要把红旗插到那儿。那种气吞山河的气概，我都看晕了。那时在红卫兵当中流传的一首手抄长诗。”[4]时过境迁，在多年后回忆儿时“理想”，未免要掺进一些现实的理性和调侃，但这种回忆仍然有力的揭示了一个时代在一部分人心中煽起的狂热和留下的阴

7、影。王朔他们在“文革”中耳濡目染，染上了好斗好战、反抗一切故有规则、打破传统旧条的“革命主义”精神，受过非理性的精神毒害，这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他们的个性。王朔身上对于外来指责立马反击的本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文革”年代好斗好战品性的遗留。二、生活环境——“封闭”的军队大院刘心武曾经把处于文革中的人们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那些从“文革”中得到好处与或清醒或盲目地积极投入的人们所构成的世界；“第二世界”是指所有被放置到政治上受打击受压抑一方的人们所构成的群体，即“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以及因血缘或曾有过的交往而被牵连的人们；“第三

8、世界”就是包括大院子弟在内的一些被遗忘和放逐在那两个“世界”之外的生命，他们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造反派，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属于政治上受到冲击的社会因子，在另外两个“世界”都处于极度紧张并充满了“责任”时，他们却可以处于极度地无责任状态[5]。王朔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