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魄力—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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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象学美学与文艺理论哲学基础现象学是德国哲学家爱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在二十世纪初创立的一种哲学思潮。这一思潮在本世纪前半叶曾风靡一时，对西方哲学和精神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渗透到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艺学、神学和伦理学等领域，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种得到广泛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论。“现象学”一词早在十八世纪便已出现。德国哲学家兰伯特在1764年出版的《新机构》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其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把它作为一个哲学课题来研究。但是，他们所说的“现象学”是指描述人所感觉或观察到的各种对象、事实和事件的

2、理论。而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同于以往，按照他本人的说法，“现象学是一门新的研究哲学的科学，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胡塞尔坚持绝对真理的存在，声称这种真理构成一切知识的基础，而对绝对真理的探索则应当是科学的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作为真理的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找那种“超越一切相对性的终极、有效的真理”，而现象学便是通达这一真理的途径。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也称：“我们断言，它（现象学）既不是诸科学中的一门哲学科学，也不是对其他科学而言①的前科学。一般地说，‘现象学’这一术语是对科学的哲学的称呼。”在叙述现象学的基本论点之前，应该对它产生的背景作一番探讨。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

3、学被赋予万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上的各种理论和思潮，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无不建筑在对理性的坚定信仰之上。当然，这种信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也正是在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人们对理性的崇拜也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在天真地想象理性和科学已使人类具有认识一切、改变一切、主宰一切的力量的同时，理性与科学被当作了终极的绝对真理。就在以理性为主导的科学方法获得辉煌成功的过程中，理性却日益暴露出它的致命的弱点，因为，理性的观念本身便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人们想象的永恒、绝对、万能的理性实际

4、上并不存在。一旦理性试图超越历史和自身的有限性，将自己绝对化，就会蜕变为新的迷信和教条。这对于建筑在理性观念之上的科学亦如此，任何科学原理和方法，甚至科学的基本概念，都是人对世界的历史认识，应当加以历史的看待，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的认识的提高，许多科学结论必然会被推翻，被修正。事实上，当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些被奉为经典的科学领域如数学和物理学首先遇到危机时，整个科学的基础便动摇了，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怀疑。一些哲学家开始感到，把理性视为万能的，将它置于哲学和科学研究的绝对指导地位是一种误解和偏见。由于这种偏见的支配，传统认识论把具有理性的人看作超越客体的

5、认识主体而将他与客观世界对立起来，从而导致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作为主体意识的理性成了科学研究的“上帝”。而这样做恰恰是把理性当作一种信仰和主观的前提偷偷塞进了声称要求绝对客观性的科学研究之中。①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41年图宾根，第3页。理性的危机使欧洲的哲学家陷入了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许多人开始改变哲学观念，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以克服传统哲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而现象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胡塞尔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为自然和精神科学奠定永久可靠的基础。他主张消除对理性的盲目迷信，按照事物本身呈现给我们的事实来

6、描述它们。他所倡导的现象学一方面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并把它称之为“自然思维”。所谓自然思维系指自然科学中对自然客体的认识。在他看来，科学只是对自然界中经验性事物的说明，并不等同于事物本身。自然客体是人的意识的超越物，它与意识是二元的，因此，在自然思维中产生的认识是否能切中客体，无论从客体还是人的思维的结果——认识——来看，都无法得到明证。显然，自然思维无力解决认识是否是可能的、正确的这个哲学的最高问题。另一方面，现象学又尖锐地批判上世纪末盛行的主观唯心论的心理哲学，即将客体心理化的倾向。胡塞尔认为，心理主义是从经验的自我出发来认识客体，而每一个人的心理体

7、验都各不相同，由此可知，人对自然客体不可能获得统一的、真理的认识。要建立科学的哲学，就必须把科学实证主义和心理主义排斥在哲学之外。可以看出，他试图摆脱传统哲学中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尖锐对立，克服二者的片面性，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样他便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在胡塞尔之前，许多哲学家都探讨过认识和真理的本质问题。他们得到的答案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客观论，一种是主观论。第一种看法的代表是柏拉图，他认为，决定事物本质的是在世界之外或世界之上的“理念”，而对事物的认识即这种理念的“显现”或“回归”。后者如笛卡尔，把认识的可能性完全归结为“自我”，认为“我思”构成了

8、世界的存在，因而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