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突破增长瓶颈尤需深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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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突破增长瓶颈尤需深层改革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驱动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却面临发展困境和挑战，拖累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这种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过快下滑，难道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态势？是潜在增长率极速放缓造成的吗？当然，毫无疑问，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己经岀现趋势性下移。但是，这个下滑程度不应那么快、那么大。在短短几年，GDP增速从将近10%掉到7%以下,下跌近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即使抛开深化改革、社会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來的可能红利不论，仅从劳

2、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屮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那么，是什么原因拉大了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应如何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充分释放？要使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同吋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必须扭转实体经济下行趋势。这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激发创新力。前者可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可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或延缓其下滑，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而这乂都需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此才能不断收获增长红利。实体经济增长瓶颈出现的根源何

3、在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增长放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即因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造成中国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木原因。实际上，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比较好，比十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候好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为什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呢？我认为其原因更多是来自屮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而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

4、和潜在增长率不能大幅提高（创新能力不足）的更为关键的基木、基础制度性根源。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突破增长瓶颈的关键。五重原因叠加下的实体经济困境尽管从短期看，自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从一些指标上呈现向好的态势，但一些先行指标如PMI等显示经济下行风险犹存，并伴随着其他潜在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债务风险（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被政府部门忽视的家庭债务风险），以及来自于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放缓的风险。我和合作者两年前就曾撰文分析了导致屮国经济下滑的五大因素，第一是驱动红利衰竭；第二是政府主

5、导动力的枯竭；第三是过剩的国企产能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第四是政府施政过程中岀现严重的不作为；第五是对于“新常态”理解的偏误。前三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后两个是治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理解偏差的原因。如今，两年过去了，五重原因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了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及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1.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要素驱动红利下降导致增长中枢下移。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屮国人口红利开始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明显，左边深颜色、实线的区域是已经发

6、生的，右边是预测值。实红线部分近些年来是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不是那么快。从图2可以看出，资木的边际报酬递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一味靠财政政策、靠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将会加速下滑。2•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公共服务功能欠缺、内生增长匮乏。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公共服务能力的欠缺、内生增长匮乏，是两年前我分析的原因之一，后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乂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具体任务，这个问题是否好转了？我感到依然如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种靠行政手段而没有从根源、制度上去解决问题，随吋会死灰复燃。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体制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7、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事权本身不匹配,导致政府干预经济获取财政收入的激励加大，这使得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寻租空间巨大，不具可持续性。同时，土地财政也空前膨胀，推动房价高速增长，刺激投机资金涌入，挤压实体经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卖生产性土地推动经济增长获得税收；二是通过卖商品用地，这占政府土地财政的一大块；三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形成了政府收入，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地方发展，这种模式导致了房价和地价的快速上涨，从而继续征地、卖地或抵押，以此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多融资。但是这种方式的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可能还会继续10年、20年，但

8、20年以后怎么办？况口，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很大风险了。由于屮国政府基本还是一个发展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越位和错位，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或容易失灵的地方却大量缺位，导致了国民生、老、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