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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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大都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

2、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为考察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过程和机制，研究农民有组织抗争所蕴藏的政治风险和改革机遇，我在此类问题较突出的湖南省H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这份研究报告所陈述的事实，均经过本人认真而符合学术规范的查证，并保存了大量的录音、录像和原始文本资料等以供佐验；报告所作出的判断或提出的主张，仅属于学术探讨。一、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基本特征农民有组织抗争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领导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流网络，以中央或上级政策为依据，以县乡两级政

3、府制定的土政策为抗争对象、以直接动员农民抵制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农民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性抗争。1、拥有一批意志坚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自1992年始，H县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上访县、市、省和中央，并逐渐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减负上访骨干队伍，其中被称为“减负代表”或“减负上访代表”的核心人员有80多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依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有关政策，组织并带领农民对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这些

4、“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H县起到组织领导作用的彭双雄和洪阿斌是退伍军人，其中洪阿斌曾经为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第二次入伍并荣立三等功。而在各自的乡镇具有号召力的凌文武和邓夫宾则都到外打过工并担任村组干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减负上访代表”

5、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能够通过电视、报刊、各种渠道获得的政府文件、中央领导的讲话，且能较准确地接受和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并会将这些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使农民的生活处境“问题化”；二是他们（或在其他人心目中有）在农村社区之外具有一定的可资利用的人际关系及其它资源；三是他们有勇气和胆量出面“代表”农民利益直接面对各种权威。就这些“减负上访代表”本身而言，他们开始向村民们宣传自己所知道的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和精神时，虽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税费提留的经济目

6、的，但随着自己因这些“见识”受到的尊敬及影响力的不断强化，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他们就成了组织并代表农民上访、帮助农民与收上交提留的乡镇村干部进行讨价还价的角色。在H县减负上访代表中还有两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一是具有“精神领袖”地位的屈劳，他是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到过朝鲜前线、10多年前从东北一钢铁厂退休回乡的职工，虽然已经70多岁且有重病在身，可仍然是H县农民减负上访队伍中的一面旗帜。同样年已70多岁的刘老司，是一位具有大学学历、从外地退休回故乡的教师，他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现在具体负责全县农民减负上访组织的文件起

7、草工作。由于他们俩并不是本地的农民，从事减负上访活动与本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无关，所以参加这样的活动更具有象征性，一方面彰显他们见义勇为，更重要的是表明农民确实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们受到减负上访代表们的特别尊敬，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与普通农民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那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宣称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为此不怕流血牺牲。例如，洪阿斌在1998年领导农民抗交提留时，与镇干部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农民群情激愤，不听洪的劝阻，

8、掀翻了镇政府的吉普车。洪阿斌因此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但是他于2001年9月被减刑释放后继续领导农民进行减负上访活动。他曾多次表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洪阿斌，还有后来人”。因为宣传中央的减负政策而被打被扣押被抄没财产的减负上访代表莫友青也发出了同样的豪言壮语，并表示要誓死维护党的利益，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