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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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唐诗有可入乐者，此为不争之事实，旗亭画壁，有踪可迹；《琵琶》《长恨》有典可征。明人谢榛云：“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乐。”那么，以拔奇险怪、遒宕雄放著称的韩诗是否亦有可被之管弦，揭喉高唱者呢？渊实在《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中道：“夫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者，非如司马相如以下，李杜韩白之辈所作之诗赋文章，非文字之诗，非目之诗，非美文之诗，乃声之诗，耳之诗也，与喜乐相待为一，以传于天下。”以此视之，则韩诗自不入乐矣。但与韩愈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元稹于《见人咏韩舍人新

2、律诗因有戏赠》一诗中却分明云：“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高疏明月下，细腻早春前。花态繁于绮，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以此观之，则韩诗必有可歌者，微之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应该说是对韩诗流播状况的一种纪实性描述。凭此可以说：韩诗中确有播之唇吻，为人所唱者。现在当问：韩诗中哪些是可唱的？韩愈本人是否有较高的音乐修养足以支持他进行乐府歌诗创作？如果韩诗中存在可以歌唱的乐府歌诗作品，这些作品对韩诗主体风貌的形成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一、韩愈音乐修养的文献考察精通音律，有较高的

3、音乐修养，这是文人创作乐府歌诗的一大有力条件。韩愈精于音律，他和好友李贺、孟郊都曾作过协律郎。韩愈任协律郎在德宗贞元十五年，其年“建封奏（愈）为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师。”日本音乐史家岸边成雄认为：“（协律郎）本系负考定律吕之职，故必须精通音乐者才能充任。”“太常寺内乐官中，具有实际音乐知识其最高官位当推协律郎。”此论可与新旧《唐书》中关于李贺创作乐府歌诗的记载相互佐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李贺传》：“李贺，字长吉……尤长于歌篇……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

4、郎。”《新唐书》卷二百三《李贺传》：“（李贺）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为协律郎。”唐人杜牧为贺集作序名为《李长吉歌诗叙》，言“歌诗”而不曰“诗歌”，应该说并非出于偶然。吴相洲说：“歌诗一词不是与诗歌对等的普遍的称呼，它有着特定的含义。……歌诗一词，总是和音乐有关。”“就与音乐关系而言，可以将唐诗分为两类：一类不入乐，只供人们诵读；一类入乐，像歌词一样可以歌舞。这类入乐入舞的诗，我们称之为‘歌诗’。”赵敏俐的观点和他基本相同，“歌诗是指可以演唱的诗歌，

5、同时也包括入乐、入舞的诗。”此观点基本符合唐人使用歌诗一词时候的含义。话说回来，既然韩愈也精通音律，且切实任过协律郎，那么，韩愈是否亦有乐府歌诗创作呢？检《全唐诗》，歌诗一词共出现24次，其中23次见于诗正文，一次见于诗题。而韩愈诗作中曾三次出现“歌诗”一词，分别是《南山诗》：“斐然作歌诗”；《元和圣德诗》：“作为歌诗，以配吉甫”；《送无本师归范阳》：“勉率吐歌诗，尉女别后览”。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试想唐代诗人有两千多位，而歌诗一词在诗中总共出现24次，昌黎一人独占3次，此比例之高，不能不引起注意，这难道仅仅

6、是一种巧合么？再联系到这出现24次的歌诗一词中，有4次被乐府歌诗创作的高手白居易独据，我们当可确定不移地说：韩诗中确有乐府歌诗创作，且数量可观。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韩愈的音乐修养。我们知道，中唐的元白是乐府歌诗创作的巨匠高手，他们创作乐府歌诗的目的在于“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也就是说要通过乐府歌诗的写作、传播来达到“闻至尊”，进而移风易俗的目的。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元白，或者也包括一切乐府歌诗的创作者，当他们的作品尚未被朝廷乐府机构采录，被之管弦之时，这些乐府歌诗作品是可以唱的么？鄙意认为，可

7、唱与不可唱似仍有待于作者的音乐修养，就是说，如果诗人本身是精通音律，善于歌唱的话，其所作乐府歌诗便容易美听，即使不被诸管弦金石，也自然能够通过转喉发声歌唱出来。不妨说，古人所说的善不善歌，实际上是说一种音乐素养，与今人所理解的能不能、会不会唱歌并无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在进入正式论证韩愈擅歌之前，先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古“歌”不与今“歌”同齿。《汉书卷九十三》：“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颜师古注：乐人也。）……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

8、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繇是贵为协律都尉。”由此不难看出，古所谓善歌，实际上是能够根据诗词语音的平仄清浊，通过发声的长短变化使一篇文字之诗词顿时生动起来，唱出来，而弦管所配合的应当就是歌者歌唱时候的调子。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只要想一想唐宋人对歌妓的倚重就自然通悟了。所以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或曰：汉时情状亦适合唐么？回答是：大体不差。王灼云：“元白诸诗，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