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文人政治下的武人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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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魏晋文人政治下的武人升迁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先秦的贵族政治被秦汉的官僚政治所取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王朝的正统思想,“经明行修”的士人不断进入政府。政府官员的来源和成分遂也发生变化,由军功官僚变为文人官僚。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下,以儒生为主体的文人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并进而影响了帝国的政治制度。魏晋之际形成的士族政治,又影响了此时期的选官制度和社会风气。总之,汉魏晋时期官僚制度的制定以文人为本,社会风气也由文人主导。武人作为与文人对立的一个社会群体,其入仕升迁变得尤为艰巨。文人为主体的选官制度北京

2、大学古代史教授阎步克在谈到官吏的选任时,认力“选官制也是社会各阶层的求仕者成为官僚的桥梁,也是调整统治集团成分、分配或争夺权势利益的手段”。选官制作为官僚政治的一项重要制度,既是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统治集团成分、政治权益的分配会随着选官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同样,选官制度也会随着统治集团成分、政治权益分配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选官制的变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选官标准的变化,更可以认识到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两汉选官制度以察举为主体,包括辟除、征召、举荐、任子等多种仕途。“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

3、各一人”,标志着察举制正式确立。察举制实质上是一种推荐制度,朝廷设立好科目之后,由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符合标准的士人。汉武帝时期的黄霸、宣帝时期的张敞、赵广汉、尹翁归等都是西汉察年之人,张敞、尹翁归更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山西籍廉吏。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张敞原以乡官补为郡吏,后察廉为甘泉仓长,不久升为太仆丞。不论是皇帝还是权臣,只耍不利于朝政,张敞都会进谏。昌邑王刘贺刚即位就目无礼法、行为放荡,张敞担心朝政颓废,于是上书向皇帝谏言。他认为皇帝不应该偏爱昌邑国昔日属官旧吏,而忽视辅政人臣的拥立之功。上书十几円之后,昌邑

4、王刘贺被废,张敞以直言切谏而被世人所知,擢升为豫州刺史大夫。两汉的察举制主要是举孝廉,孝悌、廉政成为政府选官的主耍标准。这一标准显示了汉代选官注重德行的意图,而这也正符合儒家的德治主张。大量儒生通过岁举孝廉进入政府,政府官员的成分遂也发生变化。两汉在察举制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四科取士”的选官标准,即徳行、通经、明法和吏能四项。德行、通经两科偏重儒生,而明法、吏能两科则偏重文吏。在“四科取士”的标准下,儒生与文吏共同构成了两汉官员的主要来源。儒生与文吏只是专业知识背景不同,但都属文人,因此也可以说两汉的官员主要来自文人群体。虽然诏举中有勇猛知

5、兵法一科,但多为局势动乱时进行,所举之人更是少之乂少。总之,在这种以文人为主体的选官制度下两汉武人是没有入仕渠道的,能够进入政府机构的更是寥寥无几。魏晋时期,察举制度依然存在,但其地位与作用己开始下降,九品屮正制成为此时期选官制度的主体。九品中正制主要是指在州郡设置中正一职,由在朝的木籍中央官员兼任。中正根据乡议对辖区内的人物进行品级的确定,政府再根据中正上报的人物品级任命官员。据《晋书》记载,邓攸“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温峤“后举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东阁祭酒”,李含“含遂被贬,退割为五品。归长安,岁余,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

6、中正确定的品级也可称为乡品,乡品与官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乡品高者所任官职也相应较高。邓攸、温桥的乡品为二品,起家官品为七品。李含的乡品被降为五品后,起家官品遂为九品。曹魏时乡品由家世和才能共同决定。西晋之后家世对于品级的确定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以致出现“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的现象。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的实行,保证了魏晋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士族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阎步克在《官僚阶级的士族化》一文中提道:“‘士族’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他们通过雄厚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了崇高门望。”关于文化与

7、士族的关系,北京大学古代史教授田余庆认为“士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冇被视作士族者”。文化作为士族形成的必耍条件,既是士族世居官位的依裾,也是维持门第不衰的关键。魏晋士族不仅是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更成为以文化授予官职的受益者。作为与士族相对应的武人,往往学识浅薄、不闲吏职,既不具备为官任职的条件,也无入仕升迁的资格。魏晋与九品中正制相配合的还有“清途”制度,即以清官为起家官后的迁转之途。魏晋以来,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给事屮、奉朝请、屮书郎、著作郎、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舍人等往往被视为“淸官”。士

8、族子弟通常先依门第获得较高的品级,再由“清官”起家,然后按照清官之途升迁。东晋时期王、庾、桓、谢四家为门第最高的士族。庾亮作为庾氏一门的代表,他的仕宦经历完全是按照清官之途升迁的。东晋中兴,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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