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书中的诗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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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史书中的诗歌柯马丁普林斯顿大学林日波译在倍受尊崇的古典诗歌总集《诗经》和南方楚歌总集《楚辞》之外寻找中国早期的诗歌，我们习惯借助于中古时代及其后来的几部主要诗歌总集。首先是《文选》和《玉台新咏》，二者的成书时间都可以追溯到六世纪前半叶，其次是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其成书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早期。*借此会议纪念文集出版的良机，我很乐意表达我对康达维教授的感激和敬意。1997年至1998年，我在华盛顿大学学习的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他教授给我很多知识，事实上，至今依然如此。这篇会议论文是我在2002－2003年学术假中完成的，这期间我作为普林斯顿

2、高级学术研究院历史研究系的一名成员，得到了为助教设立的梅隆基金的资助。感谢史嘉伯以及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毕德胜，对本文他们给予了优异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这些文本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它们吸收并合并了一些较早时代的、今早已湮没无闻的诗歌选集，因而，它们成了我们进入中国中古早期诗歌世界的门径。1在这篇会议论文中，我所用的“诗”和“歌”这两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其内涵是一致的。这里所讨论的每一首诗其实就是歌。诗需要和赋这种通常是更华丽的韵文体裁相区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刘歆（公元前23年去世）曾经为赋下定义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参见

3、《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30，第1755页。本文末尾，我将重提歌和赋这两种体裁的界限问题。除了上述总集，还有大量晚于《乐府诗集》的诗歌选集。此外，我们发现在类书中广泛征引了许多诗歌，现存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七世纪早期。然而，看一看逯钦立编辑的一部最完整的先唐诗歌总集，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我们发现其中相当多的诗是因为被嵌在历史文献的叙事中才得以首次传播的。在这儿，我的意思既不是指某位特殊的历史学家尝试采用独立目录的方式收集并存录诗歌，像沈约（441－513年）所撰的《宋书·乐志》就集中了大量的诗歌

4、；也不是指那种我们经常见到的在某个人的传记中选录其文学作品现象。我所指的反而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诗歌作为构成整体有机组成部分被天衣无缝地包含在了叙事当中，这形成了中国早期历史编纂学有别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历史编纂学的特色。一方面，诗歌的创作及其表演是出现在特定叙事背景中的，并由某一历史角色完成；另一方面，诗歌和叙事又是相互说明和印证的。在选集中，来解说一首诗上下文的疑义一般是留待后来的注释并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阐释方法，而历史著作就是把诗歌文本本身直接作为叙事内容向我们讲述。保存在文学选集里的诗歌被从其特有的起源语境中剥离了出来，而历史著作则将诗歌作

5、为过去自身的真实表述保存下来。与过去特定的时刻相联结的诗歌包涵了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时刻的本质，反过来又被保留在关于这一时刻的回忆中。3尽管在历史著作之外，这些诗歌中的大部分没有被编为诗歌选集，但是由于它们随同那些人所共知的奇闻轶事同时出现，因此仍然获得了如同它们今天所保持的这样一种“半经典”的地位。另外，早期历史著作中保留了那些奇闻轶事的伟大作品其地位接近于传统经学著作，也处于传统学术的中心。所以，我的观点与大卫·史嘉伯在《中国早期的诗歌和历史想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99年第59卷第2期，第305－306页）一文中所提出的不被收入选集中的诗歌

6、是“非经典”的观点略有差异。除此以外，我坚持认为史嘉伯在许多领域所作的工作都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于另一项对于历史著作叙事中诗歌的有价值的、有关常璩（约291－约361）《华阳国志》的研究，参看即将刊印的J.米歇尔·法莫《国人作诗：〈华阳国志〉中的赞美诗和谴责诗》本文试图考察早期帝国时代的历史著作，即有关于西汉时代事件的历史著作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西汉历史著作主要保存在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86年）《史记》和班固（32－92年）《汉书》中，这些历史著作是我们了解西汉历史的最直接的资料，尽管这两部著作似乎包含有通过轶事传统形成的叙事，而且在其

7、最终定型的版本中这一传统一直延伸至班固所处的时代。4不但是对《汉书》，而且对《史记》，我都坚信他们的记载是符合史实的。然而，《史记》中某些叙述的确切性问题以及这些叙述与《汉书》中相应部分的关系问题还是有争议的。如果想获得对上述问题表达支持或者反对意见的论著列表，参见拙文《关于〈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传”以及赋的问题》（《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23卷，2003年第2期，n.2）在其制度需要并促进了书面文本的传播的发展中的官僚政权之中，5我已经在很多场合下著文讨论过这种发展情况。参见拙文《经典的宗教形式、文本及其形成：中国早期“文”的历史演进》，《通报》

8、第87卷，2001年第1－3期，第43－91页；关于马克·爱德华·鲁威仪的特写文章：《中国早期的创作和权利》，《国际中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