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理论家的几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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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艺术理论家的几张“脸”当代艺术理论家的三种类型　　理论家是当代艺术的权威，是当代艺术的导航人，画家和观众多是在理论家的指引下，寻找着艺术的方位。不过，传统上对理论家的界定比较狭窄，鉴于当前艺术理论家队伍不断的泛化，需要做个重新界定，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当代理论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仕途型。仕途理论家活跃于各级权力机构，是知识型的政府官员，也有的出任政府的高参，其观点与著述对当政者有相当大的影响。仕途型高参型的文人能在较大范围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权力较为集中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入仕参政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与

2、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在权力内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　　面对如此局面，入仕文人有两种人生选择：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而拒绝应变，不得不退出仕途，或退出仕途竞争；要么适当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两种选择的是非得失没有明确简单的评价尺度，进与退只不过是生存的谋略，而生存的目的应该是完好地保存自己纯真的天性，并努力地去追寻真善美的境界。　　第二类是书斋型。书斋型理论家大多是高校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述说对象主要是学生与读者，

3、对政府的影响要弱于仕途知识分子。由于不走仕途，他们的思想言行和个性更为自由，能形成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进行独创的研究。　　书斋型理论家由于处于权力中枢之外，故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激扬文字时不免有偏激情绪；再者，书斋型文人与校园外的世俗生活相当生疏，缺乏来自生活与实践的新鲜刺激，思想的土壤不免有些贫脊，而且有沙化的危险。　　第三类是所谓的体制外的理论家。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或者虽有挂靠单位，但仅是名义上的安排。他们经常参加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与主流比较疏远，选择了边缘化的生存方式。由于自甘边缘，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更为率性自由，把学术生产与生存的经营放在一

4、个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平台上。　　国际化是他们重要的谋略手段。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前卫艺术家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人。西方社会正是通过他们了解中国的前卫艺术状态，并且通过他们的策划在国外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并召开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而这些理论家的言论和著作便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渠道。虽然西方得到的只是想得到的信息。　　为了不因边缘化而被公众冷落，理论家常求助于媒体宣传，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赞助者和投资商的逐利本能和市场化操作，按照对方的要求调整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构成。如此看来，表面上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有时很昂贵。　

5、　社会正呼唤第四类理论家　　社会生活正在呼唤第四类理论家，即复合型的知识分子、跨类型的理论家。他们具备前三种理论家的优势与长处，拥有适应各种社会需求的通用性。　　首先，复合型理论家与主流意识和行政层面有良好的关系，观点与意见能比较顺畅地传递上去，并影响决策者。他们熟悉公共机器的操作程序与游戏规则，知道通道的卡口何在，枢纽何在，能借用行政的力量完成较大的文化工程。知识分子的个人行动汇入国家改革与建设的洪流中，将个人的能量成倍地释放出来。　　例如，作家冯骥才多年前就对中国民间艺术感兴趣，并且敏锐地觉察到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巨大危险。十几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参政身份(冯是全国

6、政协委员)与作家的名人效益，多方呼吁与周旋，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把国际社会的关注转换成国内的普遍关注，使这项艰巨的事业列入政府工作，成为政府行为。冯并未在政府部门任要职，但是他的作用比官员还大，因为他有犀利的文化目光。　　其次，复合型理论家对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相当熟悉，他们善于将理论的片段嵌合到展览、交流、出版、表演与演说等公共行为中，使公共空间因高品位的理论镀金而熠熠生辉。复合型理论家谙熟如何将深奥的理论进行“营养化”分解，使之益于为大众消化与吸收。他们直接介入文化产业，担当起策划人的角色，策划是对一项活动的创意、谋划直至实施的功利性的行为。文化策划是当代文化

7、产业的市场启动。无论是策划展览、演出、会议、访问、出版，还是策划庆典等公益活动，理论家策划人都比较重视活动的文化品味，善于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中保持并提升精神性的追求，引领参加者高雅的旨趣。理论家策划人像保护名义一样维护自己学者的优雅形象，同时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也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近几年来，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展览与研讨，成为全球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风景，艺术策划当然不会忽视这一块市场蛋糕。理论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者的边缘化状态由于媒体的关注，由于理论家的介入与提升而越来越向公共领域的前排移动。理论家对前卫艺术的阐释为其填充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