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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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近百年来，中国古史学的主旋律是疑古思潮，不过，发生于此期间的一次次考古发掘却伴奏出另一种音符，大批出土近代的疑古思潮可以看作宋代以来疑古传统的继续，但也有不同。或许可以这样说，宋代疑古思潮是有破有立，一方面是打破了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义理之学，在基本承认汉代学者所建立的古史学的前提下，致力于直接阐释中国早期的思想世界。如果我们说那是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写或重建，恐怕并不为过。而近代的疑古思潮则只破不立，其主流是颠覆唐宋之际有关先秦其

2、实，“释古”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它和“信古”、“疑古”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谓“信古”和“疑古”，都是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的判断，而从“释古”一词本身则看不出这种判断。当然，冯对这个词是作过定义的，“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我不禁要问，有哪一种史料研究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呢？难道“信古”不是“释”古，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难道“疑古”不是“释”古，不是“将史料融会贯通”？除了上述的“信古”、“疑古”、“释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考古”、“证古”等说。“考古”是周予同、杨宽等在三十年代归结出来的“信古

3、”等三派之外的另一派，也就是用田野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古史的学派。时人已经指出，只依靠考古发掘的古史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况且“考古”这个概念和“信古”、“疑古”也不在一个层面上，它也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证古”是最近由廖名春提出来的，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理论概括。“二重证据法”无疑代表着正确的古史研究方向，但问题是“证古”是否能够概括“二重证据法”的主要思想。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是这样表述其“二重证据法”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

4、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将“地下之新材料”归为甲骨文字和金文两种，并对“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的这两种新材料作了论述。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所谓“补正”，王氏已明言，包含“补足”和“纠正”的意思。二是“证明”古书（也就是“纸上之材料”）。所谓“证明”，从积极方面说是“证实”古书，从消极方面说是“证伪”古书。在这里，王国维所强调的显然是积极的方面。然而，就字面上看，“证古”一词

5、只有第二层含义“证明”古书或古史，而没有第一层含义“补正”古书或古史。另外，“证古”这个概念也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与“信古”、“疑古”性质不同。　　“正古”要义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古史学？如何全面地概括“二重证据法”？如何正确地把握中国古史学的研究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推敲、琢磨，我斗胆提出“正古”这个概念与大家共商。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史学。“修正”传统古史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这其实已包含了对传

6、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因而可以同“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具体地讲，应该怎样“正古”呢？我认为，大致可归结为“四正”：一曰“反正”。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传统古史学是大致可靠的，是古史研究之不可动摇的基石，不可轻易怀疑，这是前提。不幸的是，它已被疑古派彻底歪曲。因而，根据出土总的说来，“正古”可以看作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落实和引申。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