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扩展戏剧的研讨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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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扩展戏剧的研讨光谱十多年前,《民族艺术》杂志开辟学者对话栏目,廖明君主编和我的对话《重视“中国经验”　　分析扩展戏剧的研讨光谱十多年前,《民族艺术》杂志开辟学者对话栏目,廖明君主编和我的对话《重视“中国经验”　　分析扩展戏剧的研讨光谱十多年前,《民族艺术》杂志开辟学者对话栏目,廖明君主编和我的对话《重视“中国经验”　　分析扩展戏剧的研讨光谱十多年前,《民族艺术》杂志开辟学者对话栏目,廖明君主编和我的对话《重视“中国经验”》就发表在2000年第1期。在那篇对话里,我大致叙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以及基本的学术取向。十二年后,承廖兄美意,又给我一次宝贵的机会,对我的学术经历做一次整体回顾与总结

2、。这十二年,我有不少新的成果,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且,这些成果与变化令我对自己以前的学术道路有了新的理解,或许对同行及晚辈有所助益,因此撰写这篇很不成熟的学术自述,读者诸君或有自恋之讥,一概笑纳。我从事戏剧研究,年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我1990年进入浙江艺术研究所算起,一晃已经20多年。相比后学,可算不短,但是相比毕生从事戏剧研究的同行前辈,实在不能说长。如果宽泛地谈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我愿意把1980年还在大学期间撰写发表的文学评论看成我从事这一行业的开端;1981年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偏远的乡村中学教书时,我还曾经用业余时间写过一部探讨文学创作心理动机的书稿,有十几万字,

3、投稿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请当时杭州大学的庄筱荣先生审稿,庄先生给我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这部最终未能正式出版的书稿,至今仍然地躺在我的书柜里,它是我早年就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见证。具体谈到戏剧研究,我显然该算半路出家。从1984年到1990年的六年里,我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山东大学师从蔡良骥先生和周来祥先生(2011对我而言是个悲伤的年份,我这两位可敬可亲的导师先后仙逝),攻读文艺学(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我的学位论文均与戏剧无关。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我后来将会从事专门的戏剧研究。我没有学习戏剧的经历与背景,我的导师们也并不涉猎这项研究。我是从行外进入戏剧研究领域的。1990年的夏天,

4、我进入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工作,那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转折之一(在此之前的另一个重要转折,就是“文革”后考上大学)。那是我正式从事戏剧研究尤其是戏曲研究的开始。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我就只做了这样一件事———中国戏剧研究。十分幸运的是,我以前的学术经历尤其是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阅读的大量文艺理论方面的着作和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领域的学术着作,渐渐都成了戏剧研究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它们恰恰都成为我戏剧研究的支撑点。而如果说我在这个领域留下了一些业绩,那我想,只是因为我用了超过20年的时间来做这一件事。我自觉不算聪明,然而我也深信,即使是像我这样不太聪明的人,假如愿意用超过20年的时间做一件事,

5、肯定可以有所成就。我就想在这里谈谈我在戏剧领域的研究,这是我用了超过20年的时间做出来的一点事,它们大致包括几方面内容,可以用我已经或将要出版的着作为纲,梳理出几条脉络。一、《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中国现当代戏剧史,是我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仍然在做的工作,它的核心内容是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整体研究,十多年前我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等刊物发表文章阐述我的这一学术设想,但是想不到这项研究会如此旷日持久,至今尚未完成。这项研究的缘起是对“戏改”的反思。对20世纪50年代“戏改”的研究与反思,是我受到戏剧界同行关注的主要原因。作为“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人,我想我们中占很大比例的一个群

6、体都对“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路拥有感性与理性相交织的深刻认同,这样的认同与我们的人生经历相关———假如不是因为“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将只能继续在农村和工厂里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终其一生。尽管体力劳动也有其人生和社会价值,但是我相信这绝对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理想与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从事这样的工作决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给予我们重新选择的机会,因此,走上学术道路之后,涉及当代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剖析,包括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我们当然很难像上一代学者那样,毫无保留地为这条直接导致“文革”出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路线唱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反思此前左的思想

7、路线与政策给中国社会以及艺术造成的创伤,其动力不仅源于学术,同时还源于自己人生际运的体悟。“文革”给中国戏剧造成深重灾难,但“文革”的戏剧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恰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戏改”。对“戏改”的反思既是对中国当代戏剧历史进程的重新叙述的关键,同时也直接关系当下戏剧发展道路的选择。我对“戏改”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在同行中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在此之前,戏剧理论界还没有人那样直接和全面地检讨“戏改”的失误,对“戏改”的评价仍然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