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科学、民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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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科学、民主和自由摘要：科学沙文主义与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科学不能凌驾于民主和自由之上。科学家未必是要尽可能地向社会公众提供真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自我纠错机制未必能够确保纠错成功；现代科学耗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需要对社会公众负责；普通公众的“本土性”知识可以发现和纠正科学共同体的错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应当与人类其他文化传统进行公平、自由竞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当与国家权力分离。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思想自由，才能保障科学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健康发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在当代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差不多已经成为标志政

2、治正确性的基本共识。然而在科学占据现代社会话语霸权的今天，如果说对于技术活动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和干预，已经得到认可的话；对于科学活动是否需要权力制衡和监督，却远远没有能成为共识，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加以思考和讨论。从费耶阿本德批判科学沙文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科学沙文主义至少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共同体在知识上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决定是外部人群不可质疑的。2，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是最为正确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形态，科学是衡量各种文化传统的唯一标准。[1]从某种角度上说，科学沙文主义是科学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往往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思想

3、背景。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现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却是：自由与民主。所谓民主，是强调在公众事务上应该由公众做出决定，不能仅由少数特殊身份的人来决定公众的利益。所谓自由，则是强调在一切只关乎个人的领域中，即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例如个人应该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信仰，自由决定给子女提供什么文化的教育，应该可以自由决定接受什么传统的医疗保健服务。本文赞同费耶阿本德的立场，认为科学沙文主义与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从当代科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现代自由社会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出发，作为公共决策组成部分的科学知识需要经过社会公众

4、的质疑和审查；牵涉到科学共同体集团利益的科学决策需要外部监督和干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知识应与其他文化传统公正地、自由地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思想自由，才能保障科学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健康发展。一、科学与民主科学沙文主义认为，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共同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决定是不可从外部进行质疑的。其观点是：“不管科学家犯什么错，他们能自我纠正，这方面他们比其他任何外行都做得好，因此他们应该是独立的”。[2]所援引的理由通常不外如下几个方面：1，科学家是清心寡欲，淡薄名利的圣人，科学家们主观上是要向社会提供可靠的知识。2，科学共同体拥有非常可靠的监督、纠错和

5、管理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的发生，能够有效避免科学活动中的违规现象的发生。3，科学活动是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独立的活动，外部力量缺乏必要的知识与判断能力。因此，外部力量的介入，会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所以，科学共同体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或者说是我们有可能获得的最可靠的研究成果。因此，社会公众应当相信和接受这种结果，任何对科学共同体依科学研究程序所获得的结论怀疑的行为和想法都是错误的。例如，赵南元教授就直接了当地说：“如果可以用‘民主’、‘法制’、‘伦理’来约束科学的话，其必要前提就是民主、法制、伦理的可靠性必须高于科学。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果要在这四者之间按可靠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6、的话，其顺序应该是民主、伦理、法制、科学。也就是说科学的可靠性最高，而民主的可靠性最低。因此如果要‘约束’的话，只能是用科学来约束‘民主’、‘法制’、‘伦理’，而不能反过来用‘民主’、‘法制’、‘伦理’来约束科学”[3]但是，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会公众不可以怀疑和审查科学共同体得出的结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证明科学家从总体上来说道德更加高尚的统计证据。与人类其他社会职业相比，科学活动本身对于参与者的道德要求也并无特别要求。如果说，在历史上科学家曾经在某些阶段平均道德水平比较高，那也绝非是科学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于当时科学研究活动相对来说无利可图

7、，科学研究活动中没有涉及太多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即使如此，科学家弄虚作假的现象也是不绝于史的。像牛顿、莱布尼兹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深深地卷入到关于微积分发现优先权的争夺，甚至也上演了安插自己人对对方缺席审判的丑剧。而今天科学研究活动中所渗透的利益更是无所不在[4]！科学家行为规范“祛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则的实质，恰恰是在承认科学研究渗透利益的前提下，强调从制度层面控制和避免因各种利益而导致的偏见和错误。[5]所以,不能假定科学家总是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