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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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二○○四年前后，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台湾作家陈映真之间，以及支持陈映真的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与藤井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民族意识的兴起与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关系的论争。论争起因于藤井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百年》中所收《“大东亚战争时期”的台湾皇民文学——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诸外来政权之文化政策与台湾意识的形成》两文。三方的论争不仅涉及到如何在东亚复杂的格局中认识台湾的历史与文学，如何对近二百年来殖民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这一核心问题，而且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

2、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发展及日本台湾研究界学术趣向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术史清理，重新思考论争中所引发的历史叙事方法和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首先来看论争三方的基本论点。藤井省三的前一篇论文，援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论述日据时代日语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即最初给台湾带去近代国家之国语制度的是自一八九五年开始统治台湾达五十年的宗主国日本，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强化了日语教育，至一九四三年底懂日语的岛民已经接近全岛的60%，台湾人透过全岛规模的语言同化而被日本人化。

3、同时，共同的“国语”超越由诸方言和血缘、地缘所构成的各种小型共同体而形成了台湾规模的共同体意识，这成为台湾民族主义的萌芽。在此，藤井针对以往用“压迫与抵抗”来观察这段历史的叙述视角，提出了台湾人“主体性接纳”的另一种历史观，即“在日本这一外来政权统治下诞生的，并不仅仅是所谓压迫与抵抗如此单纯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对立关系，而是将被压迫所接受的日语意识形态做主体性的吸纳，促成台湾规模的国民认同之形成的台湾住民的奋斗过程”。而在后一篇论文中，进而提出“三代外来政权”说，并将“主体性接纳”这一提法扩展到三百年来台湾历史演变的全过程，认

4、为除荷兰和郑氏统治时期外，清朝、日本和国民党三代政权分别在各自的后期迎来了科举文化、日语国语和北京话国语体制的成熟。“台湾的人们在面对诸外来政权所带来的文化政策时，以主体性接纳方式，于各个成熟期之中酝酿台湾意识，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使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国民国家。”藤井省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用“外来政权说”取代了以往殖民地统治的概念，清朝和国民党统治与日本殖民台湾等量齐观，强调日据五十年中台湾人通过“主体性接纳”形成所谓语言民族主义，成为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独立意识兴起的渊源之一。从肯定独立意识的角度，则自然得出殖民统治

5、“有功”，其制度(国语)建设具有“文明同化作用”的结论。二是以上论述完全依据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说，用典型的民族国家理论模式，在通常的“近代文学”思考架构下阐释台湾文学的历史。这不仅直接涉及到如何对二百年来世界殖民主义体制做出政治“判断”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台湾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针对上述藤井省三的论述，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台湾文学百年》台湾版(二○○三)出版前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人间》二○○三年冬、二○○四年秋)提出严厉批评，由此引发了两者之间的论争。陈的批评直指殖民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一、藤井对日据时代台湾

6、文学的“价值判断”，不提日帝殖民地历史之下支配与被支配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而只讲“工业化”、日语“国语”的普及和读书市场的形成如何克服了台湾内部的各种矛盾而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萌芽”，从而抹消了台湾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性和殖民历史的血腥罪恶。这是在重复殖民主义以文明开化者自居的立场。二、仅五十年的日帝殖民统治包括其“国语”政策的推广，并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所谓语言“公共空间”，因为在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之下不可能出现哈氏所定义的“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家庭私领域的”“对于公权力的批判”的“公共空间”，更何况在公领域之外是

7、一片汉方言闽南语和客家语的汪洋大海。藤井把日语“国语”和北京国语等量齐观是不知日本对台湾殖民历史罪恶的暴论。三、在战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岛内外作家均强调“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属性和民族认同上的共识，说明所谓殖民地“现代化”与国民党恶政之间的矛盾造成“台湾民族主义”萌芽的论点不能成立。对于陈映真的严厉批评，藤井省三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但没有从正面回应殖民主义体制等重大问题。这促成了支持陈映真观点的松永正义也参与到论争中来。松永并没有否定藤井的所有论点，而是强调其过于简单化的叙述掩

8、盖了问题的复杂性。一、所谓“日语标准语论”忽视了日据时代以前作为文字共同语的文言文之存在价值，对文言文或者汉字所承担的统合“我们”(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关注。同时，台湾政治上的抗日运动直接接受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其语言手段也来自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白话文，台湾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