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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组织社会学50年来发展的反思引 言 我很荣幸和组织社会学这个领域的进展一起成长。20世纪50年代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领域正处于发轫之时,经过接下来的数十年,我看到了这个领域理论的拓宽和加深以及经验研究的广泛出现。在我看来,组织社会学的整个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从一开始相对贫瘠的状况发展为20世纪后半期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在本文中我将回顾组织社会学一些主要的发展和趋势,并就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发表评论。精心构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领域的建构:制度化的二元论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成为社会科学研究
2、的一个公认领域。从一开始这个领域就是跨学科的。在形成这个新生学科的过程中,两个最为关键的学术中心是卡内基技术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卡内基学派包括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西蒙的早期工作(Simon,1945)集中于决策和决策者,但是后来的合作研究(MarchSimon,1958)提高了组织分析的层次,而在默顿(Merton)领导之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都是社会学家。这两个群体的学者都接受了使他们的前辈困惑和对立的矛盾性概念。西蒙和他在卡内基的同事们的研究建立在“有限理性”模型
3、的基础上,这个模型巧妙地将强调目的和意图的主张与对限制这种理性行动的认知的和社会的约束的认识联系起来(Simon,1945;MarchSimon,1958;CyertMarch,1963)。哥伦比亚大学的默顿(1949)和他年轻的同事们强调“有目的行动的非预料后果”,他们开展了对公共和私立组织的早期的权威性研究,每一个人都就组织的双重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塞尔兹尼克强调的是组织表现出来的“矛盾性”(paradox),它一方面是“服从于可算计操纵的正式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不可避免地嵌入在制度矩阵中”的社
4、会结构(Selznick,1948,pp.25～26)。布劳(Blau,1955)集中关注科层制的“两难困境”,即它作为被设计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正式结构又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古尔德纳(1954)提到了组织作为强制系统和同意系统的“两面”特征。此外在英国,一群折衷的组织研究学者寻求一个“社会—技术”模型,坚持认为组织表现为一个“不同面相的结合体”(Emery,1959)。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为彼得·布劳(PeterBlau)的一名学生,我是这些基础研究的第二代见证人和受益者。当我们对诸如非
5、正式和正式结构、领导和权威以及自由决断和控制这些主题给予同等的注意时,我们对组织的合作研究(BlauScott,1962P2003)——一篇早期论文——表现出这些冲突的倾向。这种二元性的制度化明显持续到今天。尽管不时有学者提出简化的模型,或是强调完美理性(根据假设作出的论断),或是强调纯粹的非理性(将组织视为一个现代魔咒),但大部分当代学者似乎乐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开展研究。诸多不同的概念如“交易成本”(eyerRoentality)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的逻辑并置(Marc
6、hOlsen,1989)陆续反映了植根于这个领域内的裂痕。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成长期中,社会学家们研究了有关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是他们最为独特和固守的关注点是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描述组织的独特之处,什么力量在形成这些特征时发挥着作用?例如,布劳主持的由大量的合作者参与的比较研究项目,持续地考察了不同组织类型的正式结构,将其看成是“展示自身规律性”的系统(BlauSchoenherr,1971,p.356)。而在随后的时间里,即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社会
7、学家始终在研究相似组织集合的结构特征(组织种群)以及不同的相互依赖的组织集合——组织领域和组织网络的结构方面走在前面,他们已经在更高的分析层次追踪这些关注点。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已经不仅关注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还关注组织结构的后果,考察组织结构对组织绩效和组织参与者的影响,以及在更广泛程度上的对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发展。领域的转换:进入开放系统模型伴随着这些先驱性的组织研究学者的工作,一群跨学科的学者正相对独立地在精心构建开放的(或者说一般的)系统模型,通过关注跨越
8、不同系统——从生物学的细胞到太阳系——的元素和过程的共同性,寻求连接和复兴范围狭小的学科(VonBertalanffy,1956)。尽管这些思想渗透到大量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Buckley,1967),但是它们对组织研究的影响更大。在开放系统观点之前,组织研究学者已经关注到组织内部的行动者(工人、工作团体、经理)和过程(动机、凝聚力、控制),但对组织在其间运作的环境给予的注意力却很少。如果被提到,环境也是经常被描述为麻烦的来源。在卡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