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民主”的表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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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政”与“民主”的表达（二）　　表4“宪政”核心刊物简介[⑥]刊物名称编辑部所在地刊物性质或主办方《中华法学杂志》重庆、上海中华民国法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上海周报》上海大众刊物《三民主义半月刊》重庆、南京中国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山月刊》重庆中山学社主办的综合性刊物《中央周刊》重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刊物　　从表4“宪政”载体的背景中可以看到，刊发“宪政”类的文章以陪都重庆有官方背景的专业理论刊物为主。　　（二）“民主”的表达者与载体　　根据前文“民主”核心作者群名录，笔者查找到“民主”表达者的职业背景（表5）：　　表5“民主”核心作者简介姓名1940-1947年的主要身

2、份邓初民朝阳学院政治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严景耀,犯罪学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公朴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民主周刊》编委。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社会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民主教育》月刊主编。马叙伦抗战期间困居上海，专事著述。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茅盾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罗隆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民主日报》社长，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方代表。王赣愚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法学教授。林焕平民族革命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南方学院院长、大教授。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常委、组织部长。施复亮学者，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中央常委和副主

3、席。周建人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编辑。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　　由上可知，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多是具有“第三种力量”或亲共背景，有些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1940年代初期民盟成立后，吸纳了大多数此类知识分子。　　表6“民主”核心刊物简介刊物名称编辑部所在地刊物性质或主办方《民主周刊》昆明、北平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出版的刊物《中央周刊》重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刊物《文萃》上海上海政治性周刊《中华论坛》重庆、上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主办刊物《大众生活》香港综合性时事周刊　　通过表6，可以看出“民主”的载体主要是昆明、上海等高校集中地的社会大众刊物。笔者

4、检索主流的专业刊物《中华法学杂志》，发现其很少发表包含“民主”标题的文章。在1940至1947年间总数1126篇“民主”的文章中，只有4篇是由《中华法学杂志》刊发的。　　综上所述，我们加深了对“宪政”、“民主”场域性的认识。在1940至1947年中国实际存在民主与宪政两个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宪政”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⑦]在这个背景上，才能更深入理解毛泽东释宪政为民主的深意。　　四、毛泽东释宪政为民主的政治意义　　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各界人民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宪政、宪法问题的著名演讲。毛泽东说：　　“中国

5、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即吴玉章——引者注）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5]（p731、P735、P736）　　这次演讲的背景是中国战时第一次宪政运动。抗战中“宪政”话语的提出，源于第三种力量的推动。日本侵华打破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6、抗战初期，国民党因为要动员社会力量抗战，放松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和压制，国内政治空气较为轻松。1937年国民党中央邀请各在野党派及社会名流召开庐山座谈会，对各党合法地位初步承认。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并决议在国防参政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许多人阐发民主诉求，将“宪政”与抗战、民主联系起来，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政治软肋和敏感问题——“党治”。1939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许多提案阐明了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必要性。蒋介石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公开承认“总理倡导三民主义，其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政治”，“实施宪政

7、问题，也就是推行民主政治问题。”[6]（P1305）但他仍然坚持维持党治训政的模式不变“在抗战没有结束以前，当然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要以军政时期的工作为主，而一面积极进行训政的工作。”[7]（P429）　　国民党一直调动各种资源试图牢牢把握“宪政”话语制度化的主导权，并且用各种办法将民间“宪政”呼声纳入到体制内渠道予以化解。“宪政”话语在1939、1944年分别形成两次高峰的原因，也与国民党“政府推动”有关。而此种推动的动机之一，就是要回应并消解民主的呼吁，并将体制外的民主运动吸收纳入到体制内的制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