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关系新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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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佃关系新论论文内容提要：本文是一项新的租佃关系研究的结论部分。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发现，几百年来(特别是在清代)，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率有着大幅度的下降(其幅度多在20％以上)。在探讨了与此有关的那些问题——它意味着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还是租佃制度的一种“修订”?农民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有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又是如何——之后，本篇就有关地租率、旧的土地制度以及农民文化的若干问题提出几点余论。以就正于大家。关键词：租佃关系地租实收率道义经济租佃关系，初看起来是一个十分专门的问题，但是它的牵涉面却相当广泛。就本项研究来说，它为了回答所谓

2、“地租率”问题.freeloson)：《共有的习惯》(中译本)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多次的农民战争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社会革命成果，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以新王朝取代旧王朝而告终”，因此“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推动历史前进”的。①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在那些农民大起义中，很少几个是“代表农民”的，它们也很少提出针对原有制度特别是租佃制度的口号，在这几方面，它还不如小规模的农民斗争的意义为大；在这中间作用最为重大的，可能恰恰是农民日常“静悄悄”的行为，从个人的抗欠行为，直到各种有组织的结社和联合行动。中国农民正是通过这种

3、日常生活中的隐秘行为，和软性的反抗，在表面规定无所更改的情况下，“无形之中”实现了制度的修改。中国农民的上述行为可能又是独树一帜的，因其在世界历史中十分罕见，甚至很难把它归类于人类行为研究的哪一类中。特别是，它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实现制度修改)，而无待于什么“农民大起义”的发生，和不必与之有何关联(如此看来中国农民似乎又不是那么“激进”或“极端”的)。这些都是很值得重视的。可惜的是，农民的这些行为一直遭到忽视，对比于史学界对“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的重视，这似乎成了一种讽刺。而且，也有人指出，正是农民的抗租行为，“已指向封建剥削关

4、系的要害”。②就此而论，农民的“阶级斗争”显然要比“生产斗争”来的作用更大——尽管“历史上两者作用孰大”这种提法本身亦不无问题(因此，我们对许多提法如“阶级斗争”等等都加上了引号)——特别是通过这些“斗争”，当事双方已经开始修改制度。③也有人干脆认为：“中国封建地主的又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不断进行制度变革”，逐步将其调整、完善，④不过在我看来，这却不是什么地主的单方面“功绩”所能做到的，对于今天关心制度变迁及其因素的学者来说，这可能正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点。不过，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或“

5、道德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这恐怕就不是什么“超经济强制”了)?或是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把它代之为“冲突”与“协调”这样一组概念和思路，更为妥帖?孔夫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⑤或者，我们也可换用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即强调历史的积极意义，而非消极性格，把这段情事重新予以概括：租佃制度的发生。既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则离不开社会性之人和人群，而不能不顾及彼此的情状和需要。其中许多方面，又不得不通融解决。有如政府的财政构架，金字塔从上倒砌，闭门造车，就不能太过认真，完全照章办事；

6、其结果是官府钱粮征收，历来不能足额，有时所收不过十分七八；法令的颁布与其执行，人事上的妥协总不可少，也逼迫上层常常不得不迁就下级，⑥亦即不可脱离中国总体文化的大环境和大范围，确实，如此宏大的历史现象，也不是任东、佃双方任一方能够单方面达成的，如此下来，对租佃双方都有一个交代；同时，也不失为一种能于生产有一定促动与激励作用的经济制度。这样粗线条地看下来，一切是否也都可以解释，庶免发生太大的误解?——————————————————①孙越生：“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再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②戎笙：《明清租佃关系

7、与佃农抗租斗争》，第66页。③如宋史所谓“彼我兼足，客主相安。虽歉岁而无憾，彼欺此讼而交为癒息”，草野靖：《宋代的顽佃抗租和佃户的法律身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7页。④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⑤《论语·雍也第六》，又见《中庸》第三章。⑥黄任宇：《近代中国的出路》，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