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差距、问题、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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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差距、问题、改革和2002年4月11-13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两院院长及院士，科学技术界的元老和新进等共聚一堂，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教训和前景。北京大学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应邀于4月13日下午作了题为”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大会发言。陈平教授发言全文将收录于会议论文集发表。下面是他的发言内容摘要。我是受华罗庚先生1962年到上海格致中学动员，考入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1968年科大毕业后分到成昆铁路当了5年铁路工人，然后由恩师严济慈

2、先生推荐，调到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5年。1981年起师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教授。1984年以来，在经济混沌，经济复杂性，和经济物理的研究上，从事前沿和开拓性的研究。1999年起，我同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每年春夏来北大工作半年至今。我对经济的兴趣产生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索。文化革命中我调查过工厂和农村。我发现当时中国农村、企业、和科研机构效率低下的共同原因，从科学史的角度而言非常简单：因为缺乏劳动分工，所以没有规模效应。奇怪的是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列宁都十分重视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政策始终抑制劳动分工呢？我的问题就

3、从这里开始。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何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非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李约瑟问题把我的观察从中国的现状拉开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引起我注意战争规律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历代帝王的保权之策都要重农抑商，而西方王权的扩张之道却在航海重商？我尤其不明白，为何西方的香料贸易会导致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这些问题的化解有两条线索：一是我在1973年读到普里高津1972年末在美国“今日物理”杂志上的专题论文：<演化的热力学>，方知系统开放是结构演化的前提，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停滞的症结在于寻找中国闭关自

4、守的经济原因。二是我读到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方明白西方贸易的香料是作腌肉而非化妆之用，从而把注意力转向西欧和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基本差别。西欧是牧农混合经济，而中国是单一农耕经济。生态差别导致社会演化的不同路线。197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在学术界难以讨论，却受到从事改革的领导部门的重视。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在包产到户政策的试验。最初怀疑包产到户的主要考虑，不是生态环境，而是减少兵源。打破“以粮为纲”的政策限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和劳动分工，涉及到调整中国的战略思想。当时我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在党内领导

5、的重视下，破格于1979年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加编者按同时发表，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在学术界却几无出路。不少科学院和科大的老师朋友都认为我是不务正业的“杂家”,力劝我及早回头。虽然社会科学年轻人的民间反应强烈，社会科学界的正规刊物却几无反应。倒是美国汉学界的权威和中青年学者对我文章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来信甚至亲到合肥来和我讨论。美国几家名校邀请我到国外继续研究。我到美国作物理研究生的第二年，即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等几个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之邀去报告和讨论我的工作，并引起热烈反响。他们介绍西方和我的工作有关的研究，包括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美国人类学的文化唯物

6、主义学派，和社会学的世界系统学派，都从七十年代起，在生产力之下引入生态、技术的基础层面，在生产关系之上引入多文明中心相互作用的世界系统的观点，来推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解释更广泛的历史文化现象。他们的学术眼光帮助我超越中国人的局限，学习马克思，韦伯那样着眼全球的理论框架。我希望从中国的制度演变和战争类型的观察创新开始，进而对理解当代重大问题有所贡献。虽然美国的人文学者欢迎我去加盟，我还是希望能把历史的直觉发展为科学的理论。我去找普里高津作导师时，普问我想做什么？我说，你的理想是跨越物理和生物的鸿沟，我的理想是跨越物理和经济的鸿沟。我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用理论生态学的模型来研究劳动分

7、工；二是用非线性动力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混沌存在的经验和理论证据。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一系列的进展。并在最近取得两者结合的突破。我们在经济混沌方面的突破，得益于非稳态时间序列分析上，两个在奥斯汀由德克萨斯大学电机教授创建的国家仪器公司研究的中国工程师，于1994年作出的革命性进展。即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的钱世锷和合肥中国科大毕业的陈大庞发明的时间频率分布级数。钱世锷和陈大庞的新算法，综合了两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