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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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　就本文论题而言，中国大学的时间指向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坐实在当代中国大学。空间指向是“大中华”地区，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当然讨论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体，这是讨论者的当下关怀注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中国大学的”处境，而是“中国的”大学处境，意思是要强调，谈论对象尽管限定于中国大学，其实是通过谈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学处境问题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处境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大学的布鲁姆式[1]的思路。在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全球化时代，后发

2、外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与它寄居的社会一样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到现代、封闭到开放、专制到民主、计划到市场的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现在必须同时面对它所模仿的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转型。就此而言，认知社会的结构特质、针砭中国大学的时弊、矫正大学的建构理念、树立大学的健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与大学　　显然，今日之大学面对的社会背景，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逐渐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全球社会体系。到19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们已经断言这种新的社会体系

3、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2]这一断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键入“全球化”这个术语，就会出现汗牛充栋的　　“大学病”　　毋庸讳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存在一种“大学病”。假如我们不是怀抱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可以对于这些病症加以全面的指认。这些病症，大致体现于下述十个方面：　　第一，政治走向。这在大陆表现为对于大学的政治化处理，在台湾、香港表现为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性的政治心态。从前者来看，大学在国家政治生活格局中的政治地位是颇

4、受重视的。国家领导给予大学的“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的结构定位，以及对于教育创新具有的“科教兴国”、“中华复兴”的功能定位，[13]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定位本身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大学运行过程中，这样的定位就会赋加给大学以难以承受的政治重荷。在近50年历史上，大学一直是某种政治意图或政治争斗展示的场所。以某种固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图来模式化的制约大学培养的人才样式，已经给大学造成了难以自主的历史局面。当经济发展成为所谓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之时，大学的政治赋加也就转换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这中间具有的某种

5、强制意味可以被解读为是对于大学的政治制约的新形式。就后者来讲，台湾、香港的大学也在一种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观愿望的支配下，展开了强势的合并“喊话”。近期香港教育统筹局长对于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并的急切表态，以及由此引出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恳切释疑，显示了香港已经加入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合唱队伍。台湾一些大学校长的发言，也明确表示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意图。[14]台湾和香港对于大学的直接政治制约要弱于大陆。掌校的官员们表达的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所具有的政治涵义，多半是出于文化竞争考量的。这中间自然也是有政治内涵的

6、——只不过这种政治内涵是基于文化竞争或民族自尊而已。　　第二，布局失衡。这里的布局失衡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地域布局的失衡。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都应有朝世界一流大学奔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但是仅仅是在北京地区依靠中央权力集中资源扶持两所大学迅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显然又是不当的。其二是资源提供的失衡。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的有限和财政拨付的局促，高等教育得到的资源就是有限的，教育主管部门得采取“撒胡椒面”的资源分配方式；另一方面，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财政支持的常识，使得教育主管部门试图将资源集中而有效地投向10

7、来所“重中之重”的大学。尤其超重量级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得到胡椒面的学校入不敷出，而得到重点支持的大学也照样资源短缺。并没有根本改变学校兼创收机构的大学错位的双重架构。其三是政策布局的失衡。大学是一个国家的高端教育。它依赖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积累。要将资源集中到高等教育来，更要将资源集中到极少数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来，就必然将本来稀缺的教育资源政策性地调拨给某些政策需要倾斜的大学。于是，真正有助于改变中国教育落后面貌的中小学教育也相应处于政策性的资源短缺状况。　　第三，配置欠佳。大学资源的配置，既需要与中小学资源的

8、配置大致平衡。又需要与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源配置相吻合。这样大学才能获得一种持续发展的健全动力机制。而中国大学获得的资源与中国教育获得的资源在整体上的短缺状况，长期以来没有改善。在大学与社会的资源配置关系上，从来就没有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资源再配置的“源头活水”。穷财政与穷教育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