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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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传统格律诗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　摘要：《盛京时报》作为东北文学史的传媒见证，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阶段具有独特的直到1921年3月6日《盛京时报》才开设新诗专栏，刊载关内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大量著名诗人的作品，主要有郭沫若、刘大白、闻一多、俞平伯、王统照、郑伯奇、周作人、胡适、汪静之、邵洵美等人的作品，新诗正式登上了东北现代文坛。紧接着1924年年初刊登的新诗征文披露，孙百吉、金小天等人获奖，题为《春之赞美》、《回忆》，用创作体现了现代新诗不拘字数、不设韵脚的鲜明特点，展现了清新、自然的风格，充满生机，体现了青年人对新生活的渴望。这期间还有

2、很多曾经常写传统格律诗的诗人也尝试了新诗创作，如以前经常在文苑、谐文专栏发表文言文的游龙馆主，他在新诗专栏发表了《消夏杂诗》、《雨后》等。《雨后》：树儿绿绿的/草儿青青的/都展放他们的生活能力了/云净天尘/天清似洗/语燕呢喃/都到泽浦边衔泥去/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可乐呀/路旁的花/和园里的花/不是一样吗/人们！怎么要说园里的花儿好呢？/雨露的滋润/不及人工的培植/他们也有许多的遗憾吧！/有心人散步湖滨/不禁发了一声长叹。用直白的语言描写了雨后的大自然，通过描写雨后的花朵，引发了作者对于路旁的花与人工培植的花的感慨。诗中偶然还有传统格律诗对仗的影子，但已经能够不考虑押韵，自由抒发

3、情感了，是东北新诗创作的进步，从这一点也证明了东北文人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接受过程。　　但其实新诗、旧诗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将一切新的与过去切断，提倡白话就要彻底废掉文言，将进化论理解为单纯线性的推翻也是导致传统格律诗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独立文学史地位的原因。但就关内文学而言，很多提倡新诗运动的五四干将们也没有将新诗进行到底，郭沫若、闻一多、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都很擅长格律诗的写作，作为专属于自己的感情表达方式。且看刘大白1923年5月3日在《神皋杂俎》新诗专栏发表的《送斜阳》：又把斜阳送一回/花前双泪为谁垂？/旧时心事未成灰/几点早星明到眼/一痕新月细于

4、眉/黄昏值得且徘徊！从句数上看，既不是四句的绝句，也不是八句的律诗，显然是新诗的格式，但每句字数相同，重格律和对仗，甚至还有几句有押韵的韵脚，还有古诗用典的痕迹。这在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和胡适的《鸽子》中也有表现。刘大白就曾说过：所以我虽然主张诗体解放，却对于外形律等增加诗篇底美丽的作用，是相对地承认的然而对于旧诗中的五七言的音数律，却承认它确是经过自然淘汰而存在的道地国粹。③因此，中国传统文人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也在改良着他们心目中的格律诗，从中可以窥探出传统格律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嬗变过程。　　　　三　　　　就东北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新诗也经历着这样一种涉及押韵与

5、否、要不要格律等传统格律诗范围内的争论，前文说过由于地域、传播等原因，东北接受关内新文学尤其是新诗还是较晚的，越是这样就越显示了这场争论之于东北文艺理论的价值，具有文体探索的精神。1923年8月10日，《神皋杂俎》别录专栏刊发羽丰（吴裔伯）文章《论新诗》，整篇文章强调新诗也要有韵，并谈及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诗，认为既然叫诗，就应押韵，不然大可不叫诗④。此论调一发出，就陆续有孙百吉、王莲友、吴老雅、王大冷、赵虽语、多舌等人相继在副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驳斥他人的说法，于是关于新诗的争论正式拉开帷幕。除了讨论新诗的押韵问题，随着争论的深入和扩大，很多关乎诗歌本质及创作、中国

6、新诗吸收欧美西方诗等文论方面的讨论也取得了一定的建树。　　第一，有关新诗押韵与否的讨论。吴老雅和羽丰都不反对新诗，吴老雅也发表过新诗，但二人都主张新诗也要有韵。羽丰认为中国诗歌的传统，由唐宋至明清，无论哪个大文豪、大诗家，是凡要作诗，没有敢独出心裁，另并一格，把韵给去掉了⑤。新诗可以不必效法排律、试帖，但一定要有韵，方有诗的真精神、真风味，称得起正宗的诗⑥。并且提出中国的传统诗歌不只是可读的，而且是可唱的，所以还是有韵的新诗更好。孙百吉则认为新诗是中国文学进化的产物，而进化后的就是好的、对的，认为很多人压根是因为满心打算反对新诗，而托以无叶韵为排斥⑦。孙百吉所持的就是简单的纯

7、线性进化论观点，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位孙君当时才16岁。王莲友认为谈论新诗的本质与押韵与否没有密切的关系，而诗的优劣是在乎包含诗的要素充足与否，而不在乎有韵无韵。所以新诗的作法，固不能禁止用韵，但绝不能限制一定用韵的。如若限制出来，对于情感的发表，自有一些个束缚。将来所产出的新诗，势必词旨浅薄、缺乏神美，所谓京腔大鼓莲花落了⑧。王莲友的论述相对中肯，涉及了新诗本质问题，没有简单理解进化论，也没有非旧即新的二元论。王大冷的观点与王莲友类似，他认为新诗唱起来好听与否，是在诗的情感与声调，而不在有韵与否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