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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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

2、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其实，任何对

3、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

4、，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信任

5、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比起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

6、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也就是说，在缺失自主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群体自身也很难产生信任感。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通俗说法是“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不过，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

7、，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的信任制度。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传统中国存在的体制性“社会信任”问题也多产生于“家国体系”和“江湖社会”之间，也就是社会常说的“江湖骗子”问题。所谓江湖骗子，大多也就是指江湖社会中人。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

8、守规则。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