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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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少年司法制度作为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预防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不仅是基于“国家之父”观念、人道主义立法思想和教育刑罚观的理论基础，也是应对、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激增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措施。未成年人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着自身的前途、家庭的幸福，而且也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兴衰存亡，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与培养。在今天，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而且也得到了《儿童权利公约》、《北京规则》、《利雅得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确认和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年司法

2、制度是否完备，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法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但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它的出现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与特定的社会背景。一、少年司法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在英美国家，一般认为“国家之父”的监护观念是少年司法制度得以产生的重要理论渊源。在英国，普通法上曾经承认亲权是绝对的，孩子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绝对亲权(按其观点，家长甚至可以对孩子进行遗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国家之父”的观念因而产生，由衡平法院代表国王(即国家之父)对于失去依靠的儿童的财产行使监护权，以尽保护责任。其后，这种由国家代为行使亲权的范围逐步扩大，并影响到了美国。美国法律认为州

3、之主权如同英国的国王，对于少年或心神丧失以及无行为能力人都可以行使监护权。在“国家之父”的观念下，那些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被认为和心神丧失以及无行为能力的少年属于同一种类，国家应当代替这些少年的父母行使监护权、进行照管和保护。美国著名学者西格尔认为，对于孩子“发现他们对某种行为是有罪的，例如夜盗或盗窃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除了给孩子贴上‘夜盗犯’和‘盗窃犯’的标签之外，没有对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为了孩子的利益，必要的保护和监管才是国家所应当采取的手段，由此学者们提出了“少年非行”这一新的术语。从形式上看，“少年非行”和成年人犯罪一样，也是触犯刑律的行为，但由于其行为主体是应受国家保护的未成年人，

4、那么就应当给与特殊的考虑和处理。因此建立一套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特殊司法制度即少年司法制度就显得尤其迫切和必要。在少年司法制度中，少年案件由独立的少年法院来处理，有自己的法官、观护官以及其他设施，甚至所使用的一些术语也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这样，少年的法律地位和成年人就有了明显的不同，年龄不只是对责任产生影响而成为一个对整个案件的处理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除了国家之父的观念外，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与人道主义的立法思想以及刑罚观的发展变化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早期的刑法基于人道主义立法思想，对处理少年犯罪案件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十二铜表法》第一次将犯有同一罪行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加以区

5、别处理：“……如果成年人于夜间在犁耕的田地上践踏或收割庄稼，则处以死刑。……(犯有同样罪行的)未成年人，则根据最高审判官的处理，或者给以鞭打，或判处加倍赔偿使人遭受的损害。”《查士丁尼法典》又确立了“儿童不可预谋犯罪”的原则，认为不存在天生的坏儿童，也没有不可挽救的儿童。这一原则发展为后来的少年司法制度基本思想之一。当然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对少年犯罪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考虑，只不过是一种朴素的自发意识而已。刑法刑罚观的演进也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人类较早时期，刑罚表现为野蛮、毫无节制的血亲复仇，国家出现后，由国家控制的司法裁判制度逐渐取代了私人复仇制度，“完成了刑罚史上

6、由私力复仇到法律报复的突变，标志着野蛮的私力救济向文明的国家制裁的让位。”虽然不少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成就，但这种国家报应却表现得十分残暴和野蛮。产生于十八世纪、兴盛于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刑事古典学派对这种残酷和专断的刑罚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反对肉刑和身体刑，主张罪责与刑罚相适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刑罚观对于清除野蛮残酷的封建刑罚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以这种刑罚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古典刑事司法制度面对犯罪的增多这一社会现实却无能为力，为了解决问题，刑事实证派犯罪学便应运而生。细胞学、进化论、生物学、生理学、精神病学、有机化学等，都为实证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7、材料，使得更多的刑法学家、犯罪学家有能力、有机会注意犯罪人的个人特征，科学的探索犯罪成因。在对犯罪原因进行了更为广阔的把握之后，实证学派的思想家们对报应刑论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报应是“被称之为复仇的一种文雅的名字;它是报复性的、不人道、野蛮的与不道德的。通过使对错误的惩罚履行一种道德的责任，报应刑抹杀了宽容的可能性。”刑事实证学派进而提出了教育刑的主张，即刑罚应当通过改变罪犯的人格使之会遵守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