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盛与口欲之颠 ——《世说新语》摭谈(1)

《清谈之盛与口欲之颠 ——《世说新语》摭谈(1)》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清谈之盛与口欲之颠——《世说新语》摭谈(1)一言语表达至少可分为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文学创作可以看作是一种高级的书面表达方式，当然也是高级的言语表达方式，既如此，言语表达也便具有文学创作的某些特性。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的本质是性欲的升华。套用弗洛伊德的文艺观点，言语表达也是欲望的满足或升华。但中国文化是重集体利益、重伦理政治而轻个人意志、轻感官生理的。中国文人的压抑往往于社会政治性需要的缺失，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抱负难以实现与施展的苦闷悲愁。所以司马迁在遭遇了使男人不再为男人的宫刑之后，他所表达的只是

2、民族符号化的耻辱与政治失意的牢骚，而非直接的性的恐惧。所以当司马迁断言《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兵法》、《吕览》、《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的时候，他所说的“愤”都是囚拘、受厄、放逐、迁谪等政治性的苦闷，即便如“左丘失明”、“孙膑膑脚”之类的生理缺陷，其落脚点还是在“终不可用”的政治失意之上（俱见司马迁《报任安书》）。因此我们在考虑了言语表达的不同层次之后，还要注意中国背景下潜意识中集体因素及社会意识对文人心理的影响。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或本能活动遵循的是“

3、快乐原则”，创作或本能冲动是本能的释放与渲泄，言语表达亦然。远古的人们就相信语言的力量，他们相信言语表达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原始的咒语与祈祷都是强烈欲望驱使的结果。《礼记·郊特特》所记载的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蜡辞》就是企图以咒语似的祈祷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相对而言，忧愁与苦闷更容易成为创作的动力，因为苦闷更类同于本能受压的状态。《诗经》中的无名已经告诉我们：“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诗经·小雅·四月》）。司马迁把它归总为“发愤著书”，自此以后，“饥者歌其食

4、”、“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等观念便与“发愤著书”一起汇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心理学命题。创作或表达的原因既在于苦闷与压抑，创作或表达本身便具有渲泄的功能。怪不得《诗经·巷伯》的用言语对进谗者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也怪不得张仪南游楚国，因怀疑偷玉，被令尹昭阳手下打得遍体鳞伤后，告诉妻子只要舌头还在就满足了。毋容置疑，言语表达也是愿望的实现。二然而个人愿望的实现总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精神分析学说的后继者弗洛姆说：“每一个社会都

5、必然排斥某些思想和情感，不让它们得到思考、感受和表达”，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塑造其成员的性格，从而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去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埃利克·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1]（P123）社会对个体的制约表现在心理层面上便是对意识的左右与对潜意识的过滤。个体意识的社会性原于社会历史境遇给他设置的种种限制（比如社会良知、伦理道德），个体无意识则除了积淀而成的集体因素以外，还代表着具有普遍性的本然的“人性”。因此个体对社会所造成的言语压抑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直接面向

6、社会制约的一面，也有以来自于社会的社会性意识面对现实社会本身的一面，还有以普遍的人性对抗社会意识的一面。真正的幸福安宁“是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存在状态”[1]（P105），也就是让事物如其本然。客观的事实往往是法律、制度、政令乃至最高统治者的一声号令都可以决定着言语表达的有无与范围，规定着言语表达的界限与方式。秦禁廷议，使自由表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汉初的黄老道家部分地恢复了士人人身与表达的自由，但对个体自由与精神超越的追求必至反体制、反主流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因此黄老退位，儒家倍

7、受垂青。儒学的一统，自然又造就了新的话语霸权。更为不幸的是它致使了自由心灵的亡寂。由“游士”变为“朝臣”，不仅是空间位置与身份地位的变化，也是人身和思想自由的丧失。当社会不断地向它的成员的意识中灌输种种虚构和幻相，并阻止它们去觉察事情的真相时，这帮汉代的儒生却只知道死啃书本、拘守章句，作些繁琐而无用的释经工作。东汉末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与太学生的急增，交游与谈论之风兴起，要求自由的呼声增强。汉末游谈的内容不外议论时政、品评人物与探求学术。而前人常说之“清议”则主要指议论时政与品评人物。这显然介入了政治斗

8、争的领域，其代价是惨重的，党锢之祸使士大夫集团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交游与谈论的新风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只是谈论的内容有了变化，批评当权者的“危言覈论”几乎不见了，而一般性的人物品评及思想讨论却从此多了起来，到魏晋而成鼎盛之势。社会的压抑必将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得到渲泄。人们把这种有别于汉末清议的魏晋谈论称为“魏晋清谈”。在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之前，清谈曾达到让后世名士无限仰慕而又难以企及的高峰，荀粲的“六经皆圣人糠秕”之论，何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