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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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内容提要】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关键词】魏晋 清谈 论体文 学术史 骈俪 逻辑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睿智和哲思的时代,宗白华称之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注解:《论〈世说

2、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我以为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有关清谈的研究,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成就令人瞩目,而有关这一时期论体文的研究,则不免稍显逊色。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探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基本特征,试图为魏晋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领域。    一    汉魏之际是中国学术大蜕变的时期。绵延已久的

3、两汉经学在自身日趋繁琐的同时,又与空疏的谶纬神学相结合,章句之学渐疏,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习气日长。曾经因受到汉代统治者独尊而辉煌一时的儒学,遂不得不慢慢消隐在主流思想和主流学术之外,以道家思想为本体的玄学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后悄然登台。魏明帝时代的傅嘏、荀粲、裴徽等即开始以校练名理为务,把汉以来奉为至尊的六经黜为"圣人之糠NFDAE",而且"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注解:仲长统:《述志诗》,《后汉书》仲长统本传引。]的呼声则早在此前即已响起。虚胜玄远的理趣遂借经学蹈弊而入主当时的思想界。正始时,何晏、王弼以

4、天纵之才气,以道家理念诠解儒家经典,把老、庄与《周易》相结合,在士流中扇成风气,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谈资。玄学的兴起是对汉末繁琐空疏的经学和神学的反拨,它打破了某种思想体系长期独尊的局面,援道入儒,兼重思辨和感悟,使玄学以亲切而灵动的面目出现在士人面前。正始十年,王弼、何晏相继去世,而由他们奠定的玄风却未尝稍熄,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并得嵇康、阮籍以及晋代诸贤的加盟,而蔚成一时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这股充满睿智的主流以清谈和论体文创作为主要的表现领域。  "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注解: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

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0页。]朱自清在此是就先秦诸子体式的变化而言的,但于魏晋由清谈而著论,也是如此。只是先秦诸子毕竟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魏晋则是一体二用,是同步进行着的。论体文的起源很早,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虽有"论"名,但很可能是后人追题的。《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前者追溯以"论"名篇的起源,后者禀经以谈"论"的体式,其说虽有可商之处,但对后人影响实至为深广。论的品类颇杂,

6、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皆为论体。"但按照刘勰的说法,只有在方法上"弥纶群言",在内容上"述经叙理",才是论家之正体。清谈,作为一种思辨和谈论方式,直接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和谈论[注解:参见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玄学潮流以及论体文的创作与之相结合,更使其学术意味和文学色彩愈趋浓厚。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中曾将魏晋士人分为"学者"与"谈者"两类:"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

7、…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赵翼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他既揭示了学者与谈者的不同,又注意到了二者的联系。  魏晋清谈的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人物品藻和谈玄说理二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即从清谈和著论双水并流的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依存关系:  〖GK2!〗魏晋之际,世极乱离,学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竞唇舌,而论著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共论于庙堂;圣人喜怒之有无,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论题弥广。[注解:刘永济:《文心雕龙

8、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页。]  刘永济这里将"人竞唇舌"和"论著之风"相提并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世说新语》卷中《品藻》等部分,即大体是当时清谈人物的记录。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和魏晋之世的名士,都是被品评的主要对象。而在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和《全晋文》中,品评人物的论文也是开卷可见。有专评一人的,如魏文帝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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