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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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内容提要】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关键词】魏晋　清谈　论体文　学术史　骈俪　逻辑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睿智和哲思的时代，宗白华称之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注解：《论〈世说

2、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我以为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有关清谈的研究，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成就令人瞩目，而有关这一时期论体文的研究，则不免稍显逊色。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探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基本特征，试图为魏晋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领域。　　　　一　　　　汉魏之际是中国学术大蜕变的时期。绵延已久的

3、两汉经学在自身日趋繁琐的同时，又与空疏的谶纬神学相结合，章句之学渐疏，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习气日长。曾经因受到汉代统治者独尊而辉煌一时的儒学，遂不得不慢慢消隐在主流思想和主流学术之外，以道家思想为本体的玄学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后悄然登台。魏明帝时代的傅嘏、荀粲、裴徽等即开始以校练名理为务，把汉以来奉为至尊的六经黜为"圣人之糠NFDAE"，而且"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注解：仲长统：《述志诗》，《后汉书》仲长统本传引。]的呼声则早在此前即已响起。虚胜玄远的理趣遂借经学蹈弊而入主当时的思想界。正始时，何晏、王弼以

4、天纵之才气，以道家理念诠解儒家经典，把老、庄与《周易》相结合，在士流中扇成风气，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谈资。玄学的兴起是对汉末繁琐空疏的经学和神学的反拨，它打破了某种思想体系长期独尊的局面，援道入儒，兼重思辨和感悟，使玄学以亲切而灵动的面目出现在士人面前。正始十年，王弼、何晏相继去世，而由他们奠定的玄风却未尝稍熄，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并得嵇康、阮籍以及晋代诸贤的加盟，而蔚成一时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这股充满睿智的主流以清谈和论体文创作为主要的表现领域。　　"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注解：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

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0页。]朱自清在此是就先秦诸子体式的变化而言的，但于魏晋由清谈而著论，也是如此。只是先秦诸子毕竟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魏晋则是一体二用，是同步进行着的。论体文的起源很早，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虽有"论"名，但很可能是后人追题的。《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前者追溯以"论"名篇的起源，后者禀经以谈"论"的体式，其说虽有可商之处，但对后人影响实至为深广。论的品类颇杂，

6、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皆为论体。"但按照刘勰的说法，只有在方法上"弥纶群言"，在内容上"述经叙理"，才是论家之正体。清谈，作为一种思辨和谈论方式，直接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和谈论[注解：参见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玄学潮流以及论体文的创作与之相结合，更使其学术意味和文学色彩愈趋浓厚。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中曾将魏晋士人分为"学者"与"谈者"两类："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

7、…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赵翼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他既揭示了学者与谈者的不同，又注意到了二者的联系。　　魏晋清谈的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人物品藻和谈玄说理二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即从清谈和著论双水并流的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依存关系：　　〖GK2!〗魏晋之际，世极乱离，学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竞唇舌，而论著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共论于庙堂；圣人喜怒之有无，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论题弥广。[注解：刘永济：《文心雕龙

8、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页。]　　刘永济这里将"人竞唇舌"和"论著之风"相提并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世说新语》卷中《品藻》等部分，即大体是当时清谈人物的记录。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和魏晋之世的名士，都是被品评的主要对象。而在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和《全晋文》中，品评人物的论文也是开卷可见。有专评一人的，如魏文帝的《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