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范式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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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范式初论本文所谓的“范式”，是从宏观的角度，以传达原文本意义的忠实度为衡量基准，而不是以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例如直译、意译，形似、神似等进行界定。因为这些所谓“对立”的方法或策略，并不是影响忠实度的关键，甚至没有多大影响。纵观中外翻译史，几千年的翻译实践的范式，泛而概之，可归纳为两类，即以文本为中心和相关性两种范式。中西翻译理论传统突出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在翻译活动中倡导“信”或“忠实”。翻译基本上以和原文为中心。这一点从对翻译活动的形象比喻就可窥见一斑：“嚼饭与人”(鸠摩罗什)、“葡萄酒之被水”(道安)、“

2、美而不忠的女人”(梅纳日)、“译者是仆人”(法耶特夫人)、“译者是奴隶”(德莱顿)等等(许钧、穆雷，2009:131)。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翻译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化，“相关性”翻译研究范式开始出现，尤其是在阐释哲学、解构主义等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由于翻译活动、翻译目的、翻译功能等本来就是多元的，因而，“相关性”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弥补了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使翻译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就广义的“翻译”概念而言，也许两种范式各有千秋。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的外译，因其性质、功能

3、的特殊性，应该遵循“以文本为中心”的范式。2.对两种范式的界定所谓“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是指译文把原文本的意图和价值观放在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主张文本含义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所賦予,以忠实反映原文本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相关性”一词在后现代的文化学和翻译学研究中都有学者使用，但在翻译领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译领域尚未有人将其用来界定为一种范式。这里所谓“相关性”翻译范式，是指翻译活动超越对文本本义的兴趣，转向关注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意义范围。3.“以文本为中心”辩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有以下几个方面

4、的必然。3.1哲学典籍的历史功舷使然众所周知，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我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中“经学”更是典型的“经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经是从，唯经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说法，“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经学家眼中，圣人的言论可以说句句都是真理，经典中不可能存在谬误，所谓“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同上：431

5、)。因此，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同上：433)。为了准确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注解经典的“训传之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学者注解经典的各种“传”、“注”，逐渐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人们认为道之在经，尽列其中。无论是元典还是元典派生出来的经典，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千古传颂，因为这些经典有其固定的意义和营养供人们汲取和吸收。所以，怀着敬畏之心、认认真真地从文本中挖掘精奥义理。如罗钦顺所说，“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

6、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无论古代学者是在考证元典的词义还是在阐释义理，无论意在还原原义，还是在发明新意，他们的著作均构成了我们面前的经典，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典籍的译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1)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典籍，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是这一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结。2)为了更好地参与文化竞争，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须凸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译出版中

7、国传统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且在不同地区已经产生不容忽视的结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经有文化上的无家可归之感和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情况无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强力挤压下，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结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实质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实际上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保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没。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正

8、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才能实现多样性。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现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知道，西方相当一部分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所以，前几年中国哲学界也相当热烈地讨论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看似荒唐可笑，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