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民主建设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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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时期的民主建设及其当代启示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战争，还开展了扎扎实实的民主建设。颁布了民主施政纲领，建立了民主联合政权，制订了民主选举制度，形成了民主合作机制和民主监督体系。这不仅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坚实基础，也为今天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民主建设；当代启示　　：D23文献标志码：A：1002－7408（2011）03－0059－04　　　　抗战时期，延安不仅是全国人民崇仰的革命圣地，也是各地进步青年向往的民主圣地。延安这座西北偏僻小城为何能成为当时

2、的民主圣地？延安时期的民主建设如何？在当下人们对中国究竟“要不要民主，能不能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争论不休时，回眸延安时期的民主建设，对我们不无启迪。　　一、延安时期的民主建设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达延安到1948年3月决定离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坚持奋斗了十三年。在这艰苦卓绝的十三年中，党领导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延安作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为夺取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民主发展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民主施政纲领。施政纲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为

3、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抗日的民主模范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第一个施政纲领,共计16条，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前4条和第15条规定：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与议会制，发扬在苏维埃领导下已经实现的各种民主措施；加强人民的抗日武装组织；保证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帮助蒙、回民族实行民主自决。[1]充分反映了党领导民族抗战的策略和发展民主政治的决心。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国共再次合作的直接产物，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局部执政、领导抗战和践行民主提供了稳定的平台。

4、1938年8月，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详细规定了对贪污定罪的十种行为和四种规定。次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等文件，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树立了榜样。1941年5月，《新中华报》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部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献，以边区根本大法的形式，严格规定了边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充分保障了一切抗日民众广泛的民主权利，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和策略方针。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讨论通过，《条例

5、》维护了边区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和保障人权财权的重要探索和实践。2.民主政权形式。政权形式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织载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2]760这种政权既不同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又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是一切既赞成抗战又赞成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联合政权。在组织形式上执行严格的“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的比例只占少数，吸引广大的非党进步人士参加政权，具体是指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

6、不右的中间派占1/3。在实际工作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强调执行“三三制”原则的重要性，指出这种人员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2]742每遇选举结果中，中共党员超过1/3时，大多以主动退出为原则。据李鼎铭记载，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原决定选政府委员18人，由于是自由选举，有7名共产党员当选，中国共产党主动要求退出1名，补选1名无党派人士。各县常驻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在选举过程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也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主动退出并补选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3]对于如何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明确指示，“必须保证

7、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2]742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举，在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民主选举制度。选举是民主的基本形式，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口号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

8、就没有革命”。自1937年以来，边区进行了三次规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