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社会”取向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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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光斌舒卫方：“公正社会”取向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　　　　一、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视角　　　　要理解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前提性问题是看问题的“角度”，或者说是影响中国政治的最基础性变量。笔者认为如下“角度”是少不了的，至少对于我们观察中期中国政治走势而言。　　(一)党的团结　　对于一党执政的国家而言，党内上层的合作状态决定着该国的走向。中共的历史、苏共的历史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都多次告诉我们这个常识。新中国成立的最初10年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党的团结，团结是党的最宝贵的财富。苏共和中国国民党都因为党内团结出问题而导致执政权的丧失。政治过程有分歧和竞争，这是常态

2、政治。但是，如果政治分歧和政治竞争影响到党内团结，就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薄熙来事件应该被看作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党的正资产，如同苏共失败对中共是一种正资产一样，即从中汲取教训从而加强党的团结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党内上层团结，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国外渗透、国内异见等看起来影响很大的事件，事实上都不会动摇根本，都是可控事件。　　(二)历史遗产　　政治具有历史性。就观察中期政治而言，前任遗产至关重要，积极遗产要发扬光大，消极因素要加以克服，因而“钟摆”是任何国家的任期制政治的常态。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科学发展观的提法与政策，都是因为过去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以及长

3、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导致的负面效应。同样，十八大开启的新政治也离不开过去10年的政治议程和政治状况。　　在过去10年，三代政治家(第三代、第四代和即将到来的新一代)达成的战略共识就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再次强调战略机遇期，这就意味着，至少到2020年，在常态的政治环境下，发展和建设依然是重心，所有其他的工作和政策都要围绕这个战略来进行。这样，我们就应该清楚，决策者不会选择那些可能影响发展与建设的政策或制度。换句话说，那些有可能诱发大的争论甚至冲突的政策绝对不会是优先选项，因为争论会丧失战略机遇期。　　过去10年的积极遗产

4、是多方面的，官方给予了很多也很好的总结。在此不必赘言。但是，留下的问题也是不少的，比如腐败猖獗、法治不彰、利益集团绑架国家，以及由这些因素而形成的社会更加不公正下的民怨和社会暴戾之气。这些问题应该是下一届决策者的出发点。　　(三)政策议程　　决策者每天都会面对数不清的问题甚至难题，但是什么样的问题会成为政策选项或政策议程？决策者个人或决策者集团的观念与偏好固然很重要，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问题导向”。在问题导向的条件下，存在一个上下互动，即最大多数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决策者最容易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是百姓期待的又是决策者能够解决的，必然会是决策者的优先选项。如果不戴有色眼镜，必须

5、承认，中共是民意导向型政党，过去30多年的公共政策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将会看到，民生问题将是新一届领导集团的优先政策选择。　　(四)决策者集团..　　在政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很多该做的而没有做，或者已经有了方案的政策又难以执行。这其中的关键是决策者个人和决策者集团，而这一点对政治的影响最直接又最难判断，只有在新进程开启2～3年以后才能研判。　　如前，在一党执政的国家，党的团结是执政党的宝贵财富。但是，一个真正团结的政党还要看其决策者集团达成政策共识的愿望和能力，否则再好的政策蓝图都得不到执行，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党的团结和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这是因为

6、，中共的核心领导体制是个人分工与集体领导相结合，这样的体制对决策者集团达成政策共识的愿望和能力要求很高。我们知道，个人分工的制度建立在归口管理之上，如果7位政治局常委，除总书记为总管外，其他6人每人负责一个“口”，归口管理制度下的负责人就具有很大的政策主导权，个人在常委会中有很大的政策话语权。为此，能否达成共识，不但取决于这些“个人”的愿望，总管的意志与决心具有决定性作用。　　有了上述“角度”，我们对中国政治的走向就有了基本判断。比如，排除了最可能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突发事件，未来5年的中国政治应该是常态的、渐进的，并且具有高度的连续性；而“政策议程”告诉我们，新的政治的起点应该从

7、解决过去留下来的问题出发。　　　　二、价值导向：“公正社会”？　　　　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其实各国政治都是如此)，每一届执政者都要确立自己的治理目标或引导全社会前进的价值导向。我们相信党内智库早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即未来10年用什么样的话语最能表达其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理念以及围绕执政理念而提出的政策工具。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目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小康社会”，政策工具就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即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