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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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一　　　　自1920年代“乡土小说”诞生以来，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就是中国作家描述乡土的重要语码，大多乡土书写强调的都是两种文明形态的道德对抗。中国作家对传统与现代“冲突”意义的放大，有其特定必然性，根源就在，中国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作家们所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经验，是受到西方社会压迫的产物。中国作家叙述乡土最悲情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乡土”是在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发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乡土”仍有可能像传统诗文所描述的那样，停留在“家园”、“田园”等空间意象和“思归”

2、等情感主题层面。而更悲情的是，当中国作家在如纬的岁月中发现“乡土”时，“乡土”已然呈现出分裂的景象。这种特殊的发现“乡土”的历史，铸造了百年中国作家叙述乡土的特殊心态。如果说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纷争，那么，西方的文化现代化则是在同质形态的文化内部进行的，而中国的现代化却涉及到中西撞击的文化命脉之争。后发性现代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存亡”的被殖民化危险，导致作家们在处理乡土生活经验时，文化命脉的漩涡里同时卷进生存命脉之争，两种命脉的交相缠杂，构成中国乡土叙述的最大复杂性，因为生存命题的根本性位置使然，我们的乡土叙述中的文化命脉之

3、争常常让位给生存命脉之争。五四至今的乡土叙述均是如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所着力批判的尽管是国民的文化劣根性，但通过对阿Q、闰土、祥林嫂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不难发现，鲁迅无不是把文化性格批判与农民的生存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百年中国作家的乡土叙述，纯粹从文化自身层面歌颂或批判乡土道德的并不多见。十七年时期，乡土虽说被革命、阶级、解放、社会进步等主流话语所征用，但这些话语很显然隶属于生存伦理事实而不是文化命脉层面。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如果说是作家们试图把乡土拉进文化价值系统内部加以讲述的话，那么在随后的“新写实小说”、“新

4、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中，生存命题的日常生活叙事就严重侵消了“寻根文学”的历史沉重感，中国作家内在价值心理当中对“狗日的粮食”的道德关切，要远胜“我们文化的根”。　　在这样的张力结构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坚持一种“发展”的优先性道德判断，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是能够符合“发展”原则的，就赋予其相应的道德正当性。而在“发展”的道德正当性评价中，适应现代化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现代道德，无疑有着小农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道德无与伦比的优势。1985年，批评家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就是把“现代”视为“文明”，而“传统”则归属为“愚昧”

5、，“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而是具有价值评判色彩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注：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这样的价值定性在作家创作上同样有所表现，他们更多以现代道德作为价值基点，来评判和否定传统的乡土道德。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中的回回、卖绒是老老实实的土里刨食的农民，而禾禾、烟峰则是鸡窝洼人们眼里的“生就的农民命，却不想当农民”的“一对不安分的人”。作家虽然并没有在道德上对回回与禾禾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作出描述，但是在贾平凹的价值逻辑上，很显然是把禾禾所代

6、表的新型农民的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放置在一种先进性位置上加以肯定的。小说中的回回虽然勤俭持家，但却拗不过“手头紧，实在没办法了，寻个出路捏几个零花”，最后不得不认同禾禾选择的商品经济路线。为强化“发展”神话的历史和道德优先性，作家甚至别出心裁地安排回回婚后多年不能生育，以“绝子绝孙”这样的象征性书写，来表明向传统生活方式的告别。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在面对选择祖坟还是选择公路，选择传统道德还是选择现代文明时充满痛苦，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作家们把“发展”放在道德优先性位置考虑的叙事方式，隐匿的则是历史的风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和

7、城市之间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的巨大落差，导致作家们在叙述乡土社会时，对于乡土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焦虑更为强烈，这种焦虑在不同时期，往往会和不同的历史主题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不同的、富有历史意味的审美景观。如果说1980年代初期像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人生》等小说，还是作家在历史的外部层面借助某些观念力量展开乡土的发展神话叙述，那么，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直至当下，作家们虽然对乡土文化内涵发掘着力颇深，但总体上看，乡土的生存论叙述意义还是远远超过作为文化系统的价值存在的叙述意义的。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

8、文峰的《乡殇》，何申的《年前年后》，阎连科的《耙耧天歌》，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向本贵的《凤凰台》，东西的《目光愈拉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