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宪政先驱：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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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的宪政先驱：张之洞

2、第1　　1927年，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沉，史学家陈寅恪在挽诗中忧世伤生，回溯清季新政的历史，有：“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之句，对身兼政坛重臣、学界巨擘的张之洞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时上距帝制中国解体、民国肇建已有16年了，而社会依然乱象频仍，前景堪忧。陈寅恪通过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揄扬，表达了他对华夏社会未能通过渐进之路，最终走向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制的惋惜之情。　　张之洞在晚清政治史上居于中心位置。他不仅是清流派中坚，也是洋务运动后殿，更是晚清推行新政的要角，可谓一身而三任焉。在当时波诡云谲的

3、政治风云变幻中，张之洞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兼容新旧，稳健明达而又能与时俱进。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尽管此前冯桂芬、薛福成等人对此都有论及，但《劝学篇》却集这一观点之大成，使之成为应对中西新旧之争的系统的政治文化主张。　　以往学界对张之洞的这一论点，未能给予客观全面的解说。论者往往从一种僵化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张氏的“体”解释为国体政体之“体”，认为张之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维护君主专制政体，而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其实，这根本不符合张氏的原意。张之洞主张维护三纲五常，固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但却不必是政治保守主义

4、的主张。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劝学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易言之，他的体用观也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政为用”。那麽在其“君为臣纲”的价值理念下所能吸取的西政究竟是何种政体呢？首先绝不可能是美国式的或法国式的共和政体。联系到张之洞在《劝学篇。正权》中关于法治优先于民主的阐述可以证实，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只能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的函札中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西用”的外延：“其实变法

5、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在此明确表示了对西方宪政与代议民主政制的渴慕与心仪。清史学者孔祥吉教授晚近通过对清代档案的细心爬梳，更发见张之洞推进清季宪政变革的大量文献史料。　　中体西用说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社会思想打开了缺口，而且明确划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批驳“中体西用”说，一时论者以为知言。其实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这是对概念的偷换。张之洞的体用说并不是在实体与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价值-工具的意义上使用的。中体西用论将文

6、化价值系统作为“体”，而将政治、经济视为“用”。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政治的神话，还将从传统的价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维，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都可以纯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因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不断推动华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实不失为一种明达的变革主张。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中体西用”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流（隐含道器分离，政治与文化两分的预设），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出现其实并不自清季国势日蹙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已在《日知录》中对“亡国”和“亡天下”作出了著名的辨

7、析。顾炎武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为后来的文化为体，政治为用说开了先河。如果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界，直至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还误将邦国式微当成文明衰落，错把国家解体当成社会消亡，就不难觇知“中体西用”论区分文化政治关系为体用关系，在思想史上委实具有重要意义。清季的维新变法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派别主张。一派以张之洞、郭嵩焘以及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等人为代表。另一派则以康有为为其代表。前者的纲领是“中体西用”，而后者的纲领为“改制疑古”（梁启超曾经一语道破康氏疑古改制思想的底蕴说：“有为的改制实有一种政治革命的意味。”）由于前者不介入宫廷秘闱间的帝后权力之争，导致急于亲

8、政的光绪皇帝对康党的依赖，结果最终导致了戊戌维新的失败。　　有意思的是，激进的康党与清廷的守旧派在政治上似乎水火不容，但他们执持的其实都是体用一元的整体论思想。不过前者以为变法要同时变体变用，变政变教，必须来个整体性大解决，而康氏自己即以这一今文公羊之教的大教主自居。而后者则以为体不可变，用也不可变。两者都将文化与政治化约为一个领域。唯有中体西用论超越了两造的这一误区，为走出一元的传统社会作出了可行的规划。这一主张大略相当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改变法制可以不改变信仰”。而晚近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分疏，那些经由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为理性所不及的，因

9、而我们无法依据有限的理性加以重新构造；而政治社会制度却是在这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