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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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体学阐释摘要：汉末由于人才观念的改变，形成了士子们追求文体的热潮，曹丕《典论·论文》正是在这一实用性背景下展示其文体观念，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的。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体观导向意义　　　　从东汉末年开始，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章写作，而此时文体观念的兴起无疑是人们重视文章的最为核心、最为具体的表现。人们对文章的重视，也就是对文体的重视。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此时期的文体观呈现出明显的以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①相结合的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曹丕《典论·论

2、文》［1］P82-84正是在这一思维之下、体现汉末曹魏时期文体观的重要论著。本文从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入手探讨《典论·论文》由此而形成的文体观及其对魏晋六朝文体学著作的导向意义。　　　　一、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　　　　东汉后期，由于人们对冗长枯燥经学倦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文章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曹植说那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1］P159（曹植，《与杨德祖书》），曹植说得虽然夸张了点，却足以反映当时的士子尽一切之能事学习文章写作并力图使自己的文章所形成的个体文体是独树一帜的，颇有些疯狂的意味。如果仅凭文学自身的发展与人们的喜爱

3、，人们对文体的追求不可能迅速地达到如此疯狂状态。我们不能够把人们喜爱文章的种种现象当成是其兴盛的原因，也不能够把此时期文章或文体的兴盛理想化地归之于“为艺术而艺术”［2］P59，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实用的国家，不实用的东西很难找到它生长的土壤。文体观念的兴起并逐渐繁荣正是与当时人们人才观念的变化的实用性根由相伴随的。在汉末曹魏之时，人们对人才的观念与选拔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选拔人才施行察举制度，在经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汉代，考察德行、通于经术成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考核内容。汉章帝曾下《四科取士诏》：“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

4、，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1］P35在人才选拔的四种标准中，德行居第一位，经术占第二位，根本没有能写文章这种才能的位置。人们虽然不免为美丽辞赋所吸引，甚至夸赞、陶醉，但是能文之士的地位始终不高，文辞只能作为修饰国家文政的边缘而存在，能文之士要么像司马相如一样做一个御用文人，要么像班固一样在东观修史书，做一个刀笔文吏，能文与通畅仕途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单纯的能文是如此的被人瞧不起，杨雄“自悔类倡”，身份低贱如此。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朝廷腐败，政权为宦官外戚所把持，无德无能之

5、人充斥朝廷，名不符实，旧有的以德行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被破坏，进而这种标准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进达于圣主之朝尔……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4］P151-152由察举制选上来的官吏，都是些无能之辈，旧有的标准受到怀疑，人们有必要思索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在汉末军阀战乱之际，争取、获得人才是军阀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策略，就算是旧有的标准没被破坏，德行高洁、通于经术的人果真能够在决定成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么？如何选拔名副其实、真正有用的人才成为政

6、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种需求之下，新的人才选拔标准应运而生，人们不再以德行为尺度，而是从人的实际本质、性情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才能、适合于承担什么职业。许劭《人物志·材理篇》：“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5］P47人的本质与性情是可以通过外在的显现鉴察而出，比如通过外在体貌来鉴察：“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者也，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者也，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

7、。勇敢者也，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5］P10（《九征篇》）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章，正好是能够体现人物本质性情的重要指标之一。萧子显《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6］P907人们把性情与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有什么样的性情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文章是性情的外在显现。曹丕《又与吴质书》说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1］P66认为王粲由于外在形体的弱质，不能够写出大气的文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潘岳评价夏侯湛所作《周诗》：“此非徒温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