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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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监修国史。北齐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则云：“三年

2、……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据此，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一说为四年。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房升任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旧唐书·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三年。贞观三年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一、

3、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进行刊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

4、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亦更移散秩。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

5、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第二，负责史书编修工作。中宗景龙二年四月，大臣韦巨源等五人同时担任监修国史，时为史官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

6、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从刘知几的这几段话来看，对修史原则做出具体的斟酌决断，对修史人员做出适当的分工安排，对修史

7、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都在监修国史的职责范围之内，只是景龙年间，监修过多，没有较好地履行上述职责，才招致刘知几的强烈不满和严辞批评。第三，裁断疑难。唐朝曾在宫禁之中设立史馆，作为修撰国史的场所，目的是“重其职而秘其事”。但玄宗开元年间，却屡有犯禁，“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使“国之大典，散在数处”。针对这种情况，开元十五年，宰相李元澜ㄒ椤巴账档染褪饭?参详撰录”。两《唐书·李元来肪丛仄湓渭嘈薰罚淮又钍?看，从开元十五年监修国史张说致仕至十七年宰相萧嵩出任监修国史，其间缺乏监修国史的人

8、选记载，而此时恰为李元涝紫?任期，承乏者当即李元溃岢錾鲜鼋ㄒ樵蚴撬×思嘈薰返闹霸稹?永贞年间，“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为了纠正这种“乖阙”，监修国史韦执谊建议“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唐会要》误。）馆外修史虽为监修国史们一再反对，但由于史官均系兼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