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参同契 坛经 太上感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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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著评点《太上感应篇》是中国道教史上有着不可忽视地位的著作，同时又是我国最早和影响最大的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诞生于北宋末年，当时的皇帝宋徽宗酷好道教，有“道君”之称，在他的努力下，道教在北宋进入一个极盛时期。宋徽宗早期只是一般地信奉道教，然而政和以后，他日甚一日地崇道，立道学、编道藏、设斋醮、扩充道士队伍、提高道士礼遇，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使全国上下道风大盛。宋徽宗尤其重视道教中的符箓派，使这一派的地位高于其他各派，符箓派的道士也格外受到宠信，如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人。其中林灵素所受恩宠最多，徽宗赐号“通

2、真达灵先生”。宋徽宗对道教的崇奉，耗费了大量的钱力、物力和人力，对整个社会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国力大损，以至于对金兵作战时，政府不得不从道士那里搜括钱物以充军费。不仅如此，道教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上层道士与下层道士，符箓派与其他道派的对立情绪增加。而最突出的一点，是道教日益脱离社会。这些都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一场道教改革悄然兴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上感应篇》出现了，它是这场改革的早期成果之一。广而言之，它还是金元新道教出现的先声。《太上感应篇》在文字内容上大多直接继承了汉魏道书，其中对于《抱朴子内篇》采录尤多

3、。近人孟森云：“《感应篇》多同《抱朴子》所引《道戒》”。清人俞樾说《感应篇》“与《抱朴子》所述《玉钤经》、《易内戒》诸书相近”。查阅《抱朴子》的《对俗》和《微旨》两篇，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如《对俗》中说：“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微旨》中说：“《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又言身中有三尸⋯⋯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这些内容与《感应篇》基本相同。另外，《感应篇

4、》中最长的一段文字，即谈恶行的部份，文字也大多沿袭《微旨》。虽然《太上感应篇》的文字在旧籍中多可寻到根源，但它决非旧经的翻版，而是一部蕴含新思想的新道经。首先，《感应篇》中言善行恶行的篇幅最多，而善恶的判断是以封建道德标准进行的，充分体现出儒道结合的特点。俞樾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这是《抱朴子》等旧道经所没有的。其次，《感应篇》虽然谈长生求仙，但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作者显然对这些求道方式持否定态度，这也是对当时道教脱离世俗社会的一种否定。一些前人认为《感应篇》直承老子道德之意，宋人陈奂

5、子讲：《感应篇》“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证，严于训戒。”《感应篇》的这两个特点，表明了作者希望道教返回世俗，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太上感应篇》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清人惠栋说：“劝善之书，称为最古，自此以下无讥焉。”所谓善书，就是以劝人去恶向善为内容的书，儒家有儒家的善书，佛教有佛教善书。儒家的善书以宣扬忠孝为基本内容，如《二十四孝》以及多种《报恩经》；佛家的善书以因果报应为基本构架，如《佛说离山老母宝卷》、《袁了凡功过格》等。道教劝善书的代表就是《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

6、篇》问世后，受其影响，出现了一大批善书，较著名的有《文昌帝君阴骘文》、《紫微仙君功过格》、《关帝觉世真经》、《文帝孝经》等。在善书的作者中，地位最高的是明成祖的仁孝皇后和清世祖。仁孝皇后于永乐初年亲著《劝善书》一部，共20卷，于永乐五年（1407年）刊行。清世祖于顺治十二年“取诸书之要言，辑为一编”，名曰《劝善要言》。在善书中，部头最大的是清咸丰六年（1856年）出现的《玉定金科》，该书共36卷，分诛、赏、宥三科，囊括万象，包罗无余，清末统治者十分重视这部善书。据统计，到民国时，各类善书已达数百种之多。《太上感应篇

7、》所以能在诸多的善书中，成为最受推崇的一种，除出现最早这一原因外，还有文字简炼、结构严谨、说理清楚、短小精悍、易于流传等原因。众多道教劝善书的出现，表明了《太上感应篇》的影响力，但它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太上感应篇》在南宋初一直流传于民间，它的第一个注本就是由李昌龄这位隐者写成的。但到了绍定年间，统治者也开始注意到这部书。宋理宗亲笔为《太上感应篇》题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时的宰相郑清之亲自为之作赞、写序，大儒真德秀为之写序作跋。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对此书重视有加，褒扬不已。明嘉靖年间，以好道著称的明世宗在为《感

8、应篇》作序时说它“不但扶翼圣经，直能补助王化”。清世祖的《劝善要言》“于《太上感应篇》采录为多”。《太上感应篇》在统治者眼中，已成为一种政治工具，渗透到政治生活之中。《太上感应篇》之所以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是因为它突出了封建伦理道德，倡导忠君孝长。关于这部书在封建政治中的作用，古人多有论述，宋人先挺说：“《太上感应篇》之作，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