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章草”意味的书法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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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章草”意味的书法艺术（上）沙孟海（1900.6.11-1992.10.10），原名沙文若，又名沙文翰，字孟海（以字行），别号石荒、沙村、兰沙、决明等，别署劳劳亭长，浙江省鄞县塘溪镇沙村人。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1919年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早年从冯君木学古典文学，从吴昌硕学书法篆刻。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名誉理事、顾问，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等职。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成绩斐然的大家。中国当代著名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印学家、篆刻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沙孟海的书法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其他艺术大师的成功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处如同是注重学问修养、讲究传统法度、从师从友交游、请业问教等。先生的幼秉庭训、少年得志以及转益多师等方面则是有些同辈或先辈大师所不具备的的。沙先生时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时代的沧桑巨变、人间的悲欢离合等等都在先生的内心深处烙上了深深的印记。沙先生一生的书法创作实践活动，蕴含着无数次心灵的裂变与观念的重塑。因此，对沙先生书法创作实践活动各个阶段不同的探索与努力，风格的走向、特征进行划分和把握，对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与估价沙先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及其对中国书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阶段：但求平正。30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生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楷书作为先生书作的主要书体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这可能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第二阶段：务追险绝。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险渐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关注字的“体势”和章法的“气势’ 当然，原有精耕细作的楷书不是全然放弃，偶作楷书，仍极为精妙。譬如48岁所作《修能图书馆记》和50岁所作《叶君墓志铭》即是中年时期楷书的优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艺术观念的转换之始，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企冀艺术个性化的涅盘与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学与碑派是书法艺术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艺术内在的相同规律，然而毕竟尚韵崇势，各领风骚，既非互相对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学与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实非容易之事。但撷取意态挥洒的帖学和雄浑朴拙的碑派之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书法艺术家都从此中领悟到艺术的无限玄机，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谓是“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时期，横跨时近四十年。概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堂堂大人相。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邦’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8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 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 沙孟海“章草”意味的书法艺术（中）“海内榜书，沙翁第一”这是大众对于沙孟海书法的公共性认识，而“碑帖结合”则是书法圈内对于沙老书法路径与书风成因的解读。纵观沙孟海现有的书法研究成果，在书法艺术成因的认识方面，多局限于“碑”与“帖”的宏观认识之上，而缺乏细致入微的分析。对于沙孟海的“章草” 书法，少有学者专文论述，或语焉未详。笔者认为沙孟海的书法一生对于“章草”情有独衷，有着系统的学习过程，在各个时期创作的代表作品中，“章草”作品分量颇重，在近现代章草书背景之下，沙孟海对于“章草”味的内化，是雄强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作者：郑利权）沙孟海书法　　一、沙孟海的章草学习路径　　从沙孟海的自传体书法学习文章《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一文，可以发现，在沙老70多年的书法生涯中，“章草”的学习备受重视。　　沈曾植是二十世纪初海上章草书法大家，取法章草、简牍、钟繇、索靖、二爨及各种北碑，融碑于帖，开一代章草书风。沈曾植也是沙孟海早年衷情的书法家，在沙老自述《书学师承交游姓氏》中把沈曾植例为6位“私淑”的书法家。可见沈曾植对于沙老的影响。对于沈曾植，沙老既佩服他的学问和悟性，更佩服他的创新精神：“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 了。他晚年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　　沙老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又说：“23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的。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窥见沙老章草学习的取法路径，他学习沈曾植是用“穷源竞流”的方法，以沈曾植为学习的契机，追索沈曾植的根：沈曾植→黄道周→钟繇→索靖，又访求学习钟、索有成就的各家字迹：宋儋→李公麟→宋克→黄道周→沈曾植，形成了章草学习的一个循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对取法对象“穷源”式的学习方法，有着极强的科学性与学术意识。可以说，沙孟海对于章草的系统学习，源自沈曾植的影响。 　　此外，沙老的章草书法也得益于与王蘧常、方介戡等书家的交游。恰巧海上以写章草闻名的王遽常与写大草闻名的朱复戡均曾得益于沈曾植书风的影响。沙孟海与朱复戡是同乡，也是同师，徐叶翎《身后的丰碑——朱复戡先生书法艺术管窥》说：“朱复戡与沙孟海先生同为鄞县人，同受业于张蹇叟老人门下，情谊亦甚笃厚。‘弱岁记游踪，后乐题襟寻鸿爪；老来陪社集，雄书杰刻动鸡林。’1989年11月，九十高龄的朱复戡先生在上海鹤驾仙游，远在西湖畔的沙孟海先生闻讯后，饱含深情地挥笔写出这副挽联。上联言青年时代同在鄞县张蹇叟老师的后乐园中读书治艺，并随同朱先生参与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活动。下联记晚岁时即1978年以后一同参加西泠印社雅集盛事，并高度评价朱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如果说，朱复戡的草书是大草与章草的融合，那么王遽常则是毕生致力于章草的创作与研究。王遽常以碑法作章草，用笔方正老辣，结体稳健奇崛，其擘窠大字，更见雄浑气魄，开一代章草雄强书风。王遽常在《沙孟海论书丛稿序》中对沙老书法的评价是“磅礴敦厚，叹为绝作”，二人同为近现代书坛大师，又是雄强书风的倡导者，应该有相互影响的因素在其间。二、沙孟海章草书法的分期与图像追索　　对于沙老书法分期，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把50岁作为一个临界点。陈振濂先生将沙孟海书法划分为四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中沙老是以精严细整的中小楷书驰誉书坛（20-50岁）；第二个周期则以榜书闻名于世（50-80岁）；第三个周期应该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的书法日趋狂放随意，笔墨荒率而气韵沛然，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书风；第四个周期则是目前沙老书风趋于炉火纯青的阶段，书风又渐而平稳宁静。”综合沙老的书法周期，其章草书法大致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岁之前，是沙老系统学习章草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古典章草时期，以1946年创作的《临宋仲温条幅》为代表；第二阶段是50岁之后，是沙老对于章草的内化阶段，以1986年创作的《书<书谱>首段》为代表。　　《临宋仲温条幅》是沙孟海临宋克（字仲温）用章草临孙过庭《书谱》中的语句。宋克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宋克是沙老经常临习的对象，对沙孟海的早期章草书法有着重要影响。此作虽是临书，但已不是对临，而是意临，线条雄浑之气已然显现，横画细、竖笔重，带有隶意的长横，已经具有极强的个性特色。《临宋仲温条幅》作为沙孟海章草书前期的代表作品，仍然处于对于章草的消化与吸收阶段，对于后期的章草有着深入的影响。骆恒光先生对这件作品的评价说：“这一时期所学的章草笔法，对后来书风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晚年所写的行草作品中，仍可见这种笔意。”　　《书 <书谱>首段》，是沙氏后期章草书代表作，创作于1986年。如果将这件作品与早期的章草作品1946年创作的《临宋仲温条幅》进行图像比对，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章草区别于早期的形式外化，而上升为深层内化的阶段，运用章草不露痕迹，为我所用，纳入到个人风格的体系之中。两件作品恰巧相隔40年，40年章草书法的修炼，证明这种内化是极其困难的，是一个需要长期累积的过程。骆恒光先生说：“此幅用笔果断凝重，结体简练自然，拙中藏巧，朴中见秀，气息淳古，有皇象、索靖章草遗意。”其实应该再加一句：章草作为字体形式，已然内化为沙氏雄浑恣意、大气磅礴风格的组成部分，这种书初无意般的临写，实乃临书的至高之境。这一时期有大量带有章草笔意的作品，诸如《毛主席十六字令五尺幅》（1977年）、《急就章末段五尺幅》（1983年）、《振迅天真四尺幅》（1985年）、《司空图诗品长卷》（1985年）、《节临阁帖诸葛亮传小幅》（1986年）、《朱志学书条幅》（1988年）等等，正是说明了沙老对于章草笔法的精深理解，章草思想已经成为书写的潜意识，在不经意之间就会自然流露出来。（未完）    三、章草背景与沙孟海书风　　章草字体成熟于东汉，并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书法热潮——草书热。章草字形脱胎于隶书，是“隶书之捷” 。之后，这一古老的字体一度沉寂，直至元代赵孟頫提倡书法复古运动，并认为章草是草书之源，兴起了二度章草热，并一直延续到明代。而到了晚清和民国，在现代传媒背景与考古文化双重背景之下，古老的章草再度焕发生机，为许多文人书家看重，形成第三次章草热，于右任于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1941年《草书月刊》创刊，慕黄的《章草考》、王世镗《论草书章今之故》、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研究章草的著述的连续出版，沈曾植、王世镗、马一浮、章太炎、王荣年、王蘧常、钱君匋、郑诵先、高二适等章草书家的涌现都喻示着章草热的兴起。　　沙孟海正是在近现代章草热的背景之下涌现的书家，初到上海私淑的第一位书家就是沈曾植，后来与马一浮、章太炎、王蘧常、钱君匋等章草书家有着深厚的友谊。章草临习与创作贯穿于沙孟海书法创作的一生，即使在晚年，仍然临写《急就章》不辍，尤喜书《急就章》末段“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之句。“（沙孟海）对于索靖章草、宋克章草颇为倾心，晚年笔下多此波澜。”通过对于沙孟海章草图像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沙老的行草书作品中，或直取章草结字，或书笔出“燕尾”，章草味浓郁的作品在沙老各个时期中都有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沙孟海书法形象所体现激越奔放的气势，刀斫斧劈的雄强，除了颜真卿的影响外，正是筑基于章草笔法与笔态的渗入。这一观点提出是基于以下二点考虑：　　一是字字区别与横向取势。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 章草因字字独立，长于横向行间的呼应，承续了隶书的横势，而今草上下牵连，波磔突出，体现纵势。因其横势特别适合于题写横匾。沙孟海善大字对联与榜书，使笔如椽，字字区别，气息沉重。纵观沙孟海各个时期的行草类条幅作品，长下独立，笔断意连，少有牵丝连接，可见章草的影响。　　二是碑学渊源与雄强书风。章草这个源于西汉，兴于东汉，被称为“隶之捷也”，所以说章草的基因在于碑，有着高古雄强之气韵。章草作为字体本身就是碑帖结合的代表之作。王世镗强调章草的重要性，提醒世人学草书先学章草。高二适也认为章草是今草之源。沙孟海早年便从章草入手，钻研碑版书法，1930年在《语史周刊》第二集上发表了《隶草书的渊源及变化》一文，显示出对章草的重视。沙老雄浑恣意、大气磅礴风格的形成与碑版书有关、与颜真卿有关，也与章草有关。金石气是沙孟海穷其一生寻获的美学理念，他对于书法金石气的营构，得力于在章草领域大力拓化，将章草的古、拙、厚与碑学的骨、势、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上颜真卿、康有为等书法营养，最终形成肆意雄强、拙厚大气的独特风格。沙孟海的章草观源于沈曾植，作为清代碑行书的重要一派，沈曾植的行草由章草化出，对于沈曾植“穷源竞流” 般的追溯，使沙老得以系统学习章草书法，加之对于古文字、考古的精深理解，使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观照章草书法。因而最终形成了区别于沈曾植的章草书法观：沈寐叟对于章草尖栝刻深的线条，使转争折突兀的强调，表现是粗犷峭厉的章草书风，是章草的形式外化，可以说是章草的表现主义。而沙孟海是对章草的深层内化，运用章草不露痕迹，为我所用，纳入到金石书风大的系统中，与黄宾虹提倡“内美”的美学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清末明初以来的章草背景之下，沙孟海的章草探索迥异于沈曾植、王蘧常、高二适，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作者：郑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