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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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彭明伟【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专题号】J4【复印期号】2008年09期【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京)2008年2期第24～39页【作者简介】彭明伟，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博士候选人。    一　前言    1922年2月底俄国盲诗人、世界语专家爱罗先珂(VasilEroshenko,1889-1952)受邀来北京讲学，蔡元培委托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照顾，爱罗先珂此后便长期寄寓在八道湾周家，并和周氏兄弟发展出深厚的情谊。爱罗先珂从1922年2月24日到北京，7月3日暂时离开北京，远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年会，11月4日返回北京，1

2、923年4月16日离开北京返回俄国。他前后在北京停留约一年的时间，与周家一家老小相处融洽。①在这期间周氏兄弟仍然感情和睦，在文学事业上相互提携，兄弟失和决裂的事件是在这之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导致鲁迅颓丧的因素还没出现。按照一般的说法，鲁迅仍在五四“呐喊”的高峰期，尚未进入“彷徨”阴郁沉寂的时期。然而，爱罗先珂的到来，似乎让鲁迅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从这位盲人身上感受到俄国知识分子真诚与勇猛的精神，对照之下，鲁迅更清楚意识到自身灵魂中懦弱与麻木的一面，在他1922年所写的诸篇杂文和小说都有所反映。    整体来看，鲁迅在1922年前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层面较为广泛，批判的焦点较为零散。如在《热风》

3、题记，鲁迅谈到自己在1918、1919年《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时说：“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②这些杂文呼应陈独秀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大致在新旧文化对立的框架下，攻击不合时宜的传统道德观念，阐述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儿童教育等诸多理念。如同李长之在1930年代观察到的，“他〔鲁迅〕的攻击，在这时还比较空洞，敌对的东西也多半不在身旁。但他已经抓住了国民性，不过终于比较后来是笼统的，不大具体。”③鲁迅这时矛头所指主要是保守

4、顽固的旧文人和遗老遗少，以及冷漠麻木的社会大众与看客，因为保守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在他们身上看得最为清楚。    1922年鲁迅一边继续和复古保守的思潮奋战，一边开始正视五四的新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此之前鲁迅并未如此密集撰写与新知识分子相关的文章。在这一年，鲁迅对这老问题的新发现，显然是受到爱罗先珂的刺激与提示，爱罗先珂到北京后第一场公开演说的题目便是《智识阶级的使命》(1922.3.3)，是针对新兴的知识分子而发的。鲁迅这时期的杂文便反映了他的震惊与自觉，以及他对新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如《为“俄国歌剧团”》和《无题》、《即小见大》等篇。虽然说此时鲁迅还没有具体点名批判的对

5、象，但对新知识分子的反省可以看成是他之后批判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学者绅士的前奏。如鲁迅在《华盖集》题记所说：“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④展现在1925年至1926年间撰写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诸篇就是鲁迅和“现代评论派”交手的纪录。    从小说创作来看，《阿Q正传》从1921年底开始连载，因为刻画阿Q精神之深刻，在当时便广受瞩目，这篇小说往后在文学史上也被视为鲁迅批判中国麻木的、愚昧的国民性最尖锐的代表作。然而，鲁迅在《阿Q正传》之后创作的《端午节》及其它

6、小说的“启蒙意识”与“批判意识”明显减少许多，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鲁迅开始用另一种的眼光来看知识分子和向来被他批判的庸众看客，同时并反省知识分子与平民（无知阶级）的关系。李欧梵观察到鲁迅小说创作在1922年的转变，他认为鲁迅“写于‘五四’运动高峰时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的最先九篇，表现了一种持续的创新力。《阿Q正传》好像是一次总结，在此之后，他的创新力就有些下降。一九二二年所写的五篇：《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读来像散文而不像小说，当然最后一篇《社戏》作为抒情散文是绝妙的。”⑤鲁迅的创新力是否下降姑且不论，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和他的思想变化有密

7、切关联，这是需要详加讨论。    从《阿Q正传》到《端午节》，显示了鲁迅关注焦点的转移。《端午节》(1922.6)这篇小说正是在《阿Q正传》之后创作的，表面上看来这篇小说的题材与风格与《阿Q正传》迥然不同的，但在批判懦弱畏缩和自我欺瞒的精神上却又是一贯的。若说《阿Q正传》批判一般中国人（老百姓和旧派士绅）的麻木精神，《端午节》这篇的批判矛头则转向五四的知识分子，鲁迅有意藉此发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隐藏的“阿Q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