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我们向西方学习得还太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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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维明：我们向西方学习得还太不够对我们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西方傲慢，没有向我们学习，而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得还太不够，太不深刻了。中国能够向西方学习的有科学精神，还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和集体意识中，对科学精神和民主生活的体认仍然非常肤浅，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我们对自由、人权的理解不足，需要学的东西还太多。无可讳言，中国现在法治、人权、新闻自由、理性、程序政治都存在缺陷，普通公民的尊严也难以得到保障。2008年12月的一天，杜维明驱车驶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外海的岛屿——马萨葡萄园岛。他将应约与住在那里的著名美国著名

2、政治学家亨廷顿进行一场对话。亨廷顿被称为“上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和独创力的政治学家”，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由于罹患多种疾病，这位大学者早已卧床不起，而且只有白天头脑清醒。“可是，那一天我开车迷路，迟到了几个小时，到达他的住地已经是晚上了，夫人准备了龙虾晚餐,但是教授已经休息，没有办法进行对话了。第二天清早我临走时约定，再过一个星期回来。遗憾的是，不久他就去世了”。作为亨廷顿的多年交往的同事，杜维明先生回想起三年前的往事，备感遗憾，“我和亨廷顿有过很多接触，我们都同意，如果文明有冲突，文明对话更有必要。不同的文明

3、体系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广泛的沟通。”一2012年年初的一天，杜维明先生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研究院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一座古典小楼里，窗外不远处就是美丽的博雅塔。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有两大挑战，一个来自伊斯兰，另一个来自儒家文化圈。如果说，捍卫西方文明的亨廷顿是以“文明冲突论”蜚声世界的话，那么作为当代儒学思想代表的杜维明则以“文明对话”者的姿态活跃于世界的学术讲坛上。今年72岁的他是一位恂恂儒者，平易谦和。在杜维明看来，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对话的文明

4、”，“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的必要条件，是将来全球各地发展和平文化的重要机制。”20多年来，杜维明一直致力于“文明对话”，对话的对象是当今（特别是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其中既有亨廷顿这样的政治学家，也包括贝尔(DanielBell)、柏格(PeterBerger)、桑德(MichaelSandeal)等社会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文明至今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具有现代价值。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十分积极的参与者。二“现在回想起来也有点奇怪，我对儒家产生兴趣

5、是我在14岁的时候，”杜维明先生笑着回忆说。当时杜维明正在台湾的建国中学读书。其中一位老师（周文)讲民族精神的政治课，学生们都不愿意听，有时还会搞些恶作剧。可是有一天，这位老师选了五个学生，要他们来他家里，“我想教你们一点你们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升学考试是没有用的，我教你们是完全免费的，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能缺课。”杜维明和其他四位同学来到老师家里，老师第一次讲《古诗十九首》，第二次讲《大学》。“我突然感觉到，这才是我要学习的。”杜维明说，“此后，每个星期天下午1点来，5点多走，我们五个同学跟着他学习了两年。”1957年，

6、17岁的杜维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台湾东海大学。第二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海外新儒学重镇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宣言在当时虽然没有人理会，后来却被视为新儒家崛起的标志。当时，杜维明正在跟随徐复观先生攻读儒学。此前，他已经认识了唐君毅、徐复观等儒学大家，还曾在暑假期间旁听牟宗三讲授“中国哲学”课。1961年，杜维明负笈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任教于母校台湾的东海大学、美国的普林斯顿和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跻身美国

7、一流人文学者之列。由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此时的杜维明已经成为海外儒学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早在1985年，著名的政治学者马若然(R·MacFarquha)在《经济学人》发表了文章《后起儒家的挑战》，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军事力量，日本的挑战是经济力量，只有儒家文化的挑战是全面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是我提出‘文明对话’的深层原因。”杜维明说。与前辈儒家不同，杜维明长年生活于海外，增加了一个国际的面向，且有不同资源可以援用。1990年，杜维明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在这里他获得

8、了劳伦斯·洛克菲勒的资助，大力开展了“文化中国”及“文明对话”研究项目。从那时起，他站在儒家的立场和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们进行公平的对话，互相沟通，交流互济。三2010年，70岁的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出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