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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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的分析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的分析。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了西学思想的强烈冲击，许多西方的概念、理论于这时期涌入中国，西方的悲剧理论也在此时由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中首先引入。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时正耽读于叔本华，受到其生命意志说的影响，将悲剧的起源与本质归结于生活之欲，认为悲剧的效用与价值在于对生命苦痛的解脱。此后数年，王国维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其悲剧思想也在发展演变。1913年，王国维完成其曲学研究的巅峰之作《宋元戏曲考》，此后其学术兴趣发生转向，对文学及戏曲的研究也基本结束。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在考察视角的选择、悲剧精神的

2、阐释和结构标准的界定等方而己经有了一些转变。一、考察视角:从先验的哲学研究到立足中国古典戏曲的文学研究。王国维的悲剧思想首先在《红楼梦评论》中开始较为系统地展开。在《静庵文集自序》中说: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早年的王国维深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这种人生观在《六月二十七日宿砍石》一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红楼梦评论》完成于1904年，正是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的时期，所以叔本华思想的印记十分明显。在《红楼梦评论》中将生活的本质归之于欲，并且认为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一种

3、欲望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暂时终结了，但还有更多的欲望接踵而来，无法满足，于是苦痛不己，即使有一种理想状态存在，即所有欲望都得以实现，那时又将产生倦厌之情，因此人生就如钟摆一般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而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所以在王国维看来，生活归根结底就是苦痛，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己矣。这种无休无比令人痛苦的生活之欲便是悲剧的根源，悲剧所表现的便是生活之欲破裂后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的痛苦。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论欲求时说: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以至于无穷。从中可以看出，王国维所论之欲与叔本华之欲求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4、王国维认为悲剧不仅应该对生活的苦痛进行展现，还应该示人以解脱之道，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这与叔本华的解脱说也是一致的。撰写《红楼梦评论》时，王国维跟当时很多学者文人一样，而对西方系统完善的理论、方法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扬西贬中倾向。在1906年写的《文学小言》中，仍然对中国的戏曲、小说、史诗等文学作出很低的评价: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心扭，因此，在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往往缺乏一些扬弃的精神。加之当时还没有对中国的古典戏曲作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戏曲独有的特点还没有深刻的把握，所以《影响下，冲破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状态，用西方

5、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实际的最先深度。王国维在传统文艺学研究的过程中引进西方的观念、方法，形成新的悲剧观，有着不可忽视的方法论层而的意义。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关于悲剧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人生层而进行的思考，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是苦痛，而悲剧即是对这种欲望、苦痛的表现以及对其的解脱。与其说这是对文学中的悲剧本质、价值的思考，不如说更多意义上是王国维对人生真相的追寻，其中哲学研究的色彩比较浓重。在30岁之前王国维主要致力于介绍、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而当他对哲学研究愈加深入时，却愈发感觉到苦闷:余疲于哲学者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近日之嗜

6、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小卿与嗜好转移相应的，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也逐渐由哲学维度转向了文学维度。在作于1907年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将悲剧与其他戏剧类型作比较，似乎显示出其纯哲学研究的色彩开始减弱，多了一些文学方而的思考。于08年完成的《人间词话》，开始摒弃以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而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境界，其中他将元杂剧《梧桐雨》放在了元曲的大背景中进行了审视: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从1908年开始，直至1913年《宋元戏曲考》的问世，王国维对中国的古典戏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多种曲学著作:《曲录》《戏曲考源》《优语录》《

7、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古剧角色考》等，真正走进了中国古典戏曲。作于1909年的《戏曲考源》从多方而考察了中国戏曲的渊源与流变，并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为《宋元戏曲考》中真戏剧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录曲余谈》以曲话的方式散论曲学问题，考订、评述了戏曲作家、作品，其中也涉及对古典戏曲中一些悲剧作品的评价，如:余于元剧中，得三大杰作焉:马致远之《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