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守义方能长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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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恒守义方能长取利——读《论语与算盘》有感陈栋《论语》是中国文化的源头，高扬“义”的旗帜，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算盘”是中国传统的理财工具，充当“利”的象征，代表精打细算，缁铢必较。在常人眼中，这两者犹如针尖对麦芒，而在日本商界“教父”涩泽荣一眼中，这两者丝丝入扣，无缝结合。涩泽荣一，1840年出生于日本的工商家庭，从小便修汉学、练剑术。1867年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他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游历欧洲两年。此番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也为他日后的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

2、在大藏省任职，一度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转投实业。1873年，他开设了第一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随后建立了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日本邮船、东京纺织、王子造纸、札幌啤酒、日本水泥、东京煤气、帝国饭店等近500家公司，并且都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代表公司，业务范围横跨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金融之王”。《论语与算盘》6是涩泽荣一总结其一生学习《论语》的体会与经营企业的经验，辑录平日讲演与言论而成的书。全书共十章，集中表

3、达了儒家的经营理念与儒商的处世之道。《论语与算盘》出版以后，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也竞相翻译此书，有多种译本问世，广泛传播其“仁富合一”、“德财合一”的理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论语与算盘》不仅论经济、讲道德，还涉及教育、人格等人生许多问题，有不少方面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涩泽荣一匡正了后世对《论语》中孔子谈“义”与“利”思想的误读。他仔细研读《论语·里仁篇》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和《论语·述而篇》中“富而可求也，虽执鞭士，吾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等章句。他认为，

4、前一句的要旨是，财富与地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后一句则强调，如果财富可以追求到手，即使是执鞭之类的下贱差事，我也去干；如果不可求，我还是干我所喜欢的事吧。涩泽荣一据此宣称，《论语》一贯重视财富和利益，孔子决不反对经商致富，孔子只反对“不义”、“不仁”的富。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观点，是后世学人对孔子原义的曲解，是对孔子义利观的误读。他从孔子的义利观切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主要目的是让日本民众明白求“利”并不违背先圣的古训，普通百姓只要取之有道，尽可放手追求。其次，涩泽荣一强调“论语”与“算盘”的高

5、度一致性，认为只有信奉“论语”，才能拔动“算盘”。传统观念总是把“义”6与“利”对立起来，或者总要争辩孰先孰后，认为两者互相割裂、不可协调。如中国一直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播迁，当然与少数不法商人无视信用，弄虚作假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成见，极大地影响了商业的地位，阻碍了正当经济活动的开展。涩泽荣一大力反对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互不相容的旧观念，反复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说明《论语》与“算盘”是可以一致的，“算盘因为《论语》可打得更精，《论语》也因算盘而得

6、出真正的致富之道，这才是两者息息相通、近在咫尺的关系。”他认为，“增加财富有什么方法和根源可寻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以仁义道德为本、公平正义为理，只有这样凡事才能长久”。他不断强调，“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因此，他明确表示，既要把《论语》奉作修身的根本“经典”，也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战上的“兵书”。涩泽荣一还大力呼吁国家抛弃陈腐观点，实行重商政策。涩泽荣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官尊民卑”、“重官轻商”的时代，日本仿效中国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

7、涩泽荣一深知要振兴经济，强国富民，必须转变“重官轻商”的世俗观念，“如果轻视金钱，国家又怎能富强？”轻商、抑商者从儒家思想中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理由，涩泽荣一就从儒家经典《论语》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孔子在《论语·里仁篇》和6《论语·述而篇》中已清楚表明了重视商业的理念，追求财富的态度。孔子从来不鼓励贫穷，而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涩泽荣一告诫道，“利益与仁义道德要相互协调，空谈理论只会产生负面效应，挫伤自己的元气，生产力减弱，导致国家灭亡，”这简直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涩泽荣一又提出“士魂商才”的概念，勾勒了

8、近代日本儒商的形象。涩泽荣一是日本商界的精神导师，被称为“第一儒商”，这不完全是因为他自身学养深厚、商才杰出，还在于他提出了近代日本“士魂商才”的儒商概念。他说，“人立足社会、为人处世，一定要有士道精神，但仅此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会容易遭受灭亡的打击，所以士魂还必须有商才”。也就是说，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务实与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