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发展的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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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法发展的理论反思【摘要】：行政法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律。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受着宗教、道德、理论与意识形态的综合影响。由于在效率观上存在的误区，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制发展受到阻滞。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行政法的发展历史，深入分析行政法制建设的病灶所在，反思制度设计的弊端与法律实践的问题，重塑法制系统的研究范式，更新效率观，并最终以此推动行政法学步入哲学思考的发展进程。【关键词】：行政法效率观法治法制系统一、行政法的发展缩微　从“君权神授”、“言出法随”的时代一路走来，经历了“祛魅化”的洗礼，人类社会开始正视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人类的法律文明也逐渐开始走向

2、全民时代。在这一进程中，统治者与民众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根溯源，统治者制定的管理民众的法律，大多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行政法。可以说，行政法史也是人类争取自然权利的历史。行政法走向理性的过程也是人的权利被逐渐认知的过程。　（一）宗教与道德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国家法律、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法律、佛教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法律的影响早为人们所熟悉。宗教倡导者抓住了人的自利性这个最根本的本性，创设了来世、永生和天堂的概念和大善大美的价值观，深受人们信赖。[1]在西方，基督教在人的灵魂中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教情怀，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宗教基础。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

3、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法的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大部分人信仰上帝，信仰是一种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感情，它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敬畏。在人的自利本性的原始动力驱动下，信仰不会轻易随着生活状况和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具有一定的超脱性。大多数情况下，对上帝、对教会法律的这种恒稳的信仰，使人们容易以一种宁静而平和的心态去接受教会传达的神圣权威。　历史上，中国人对于信仰宗教的心理比较理性。在政教分离的传统中国，宗教从来都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宗教是政治的基本工具。在夏商周时期，当时的统治者用誓审、盟、诅等仪式建立了法律形式与神意裁判的内在联系。它与西方的“神判”

4、一样，主要是利用人们对神的敬畏心理，通过对人们心理的控制达到对其行为的约束，增强规则的约束力和司法的权威性。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蕴含了这样的理论，即重视把法律作为确保刑罚稳定性，维护公共利益使之高于私人利益甚至指导君主本人的一种措施。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法家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是君主置于法律之上的另外一种人治，法家的理论受到当时道德的局限。然而，除皇帝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体现了对人之权利认可的萌芽，皇帝本人只受到宗族法和“天意”的惩处。[2]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统治者心目中的神就是天，认为自己就是“生而贵”的天子，并自觉地以天子的名义把天意转化成俗成的

5、道德，从而把专横的家长制运用到了法律之中，行政权与皇权基本交融在一起，行政长官既是行政首长也是法官，历朝历代加以延续。由此，从道德中抽象出来的具体的行政法律，因为道德性与民众的心理有所直接呼应，逐渐被民众接受。　（二）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干预　直到从清末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开始了对行政法学的研究，主要是开始引进外国的行政法理论。[3]民国时期，依靠引入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并以三民主义、五权分立理念为指导，创设了本土化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1932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应该说，此种景象，对于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启蒙极其重要。　新中国时期，特别是1950年代，中国

6、在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这使我国的行政法建设受到了偏向的误导，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一度陷入日丹诺夫时代。[4]当时由于受到“法律虚无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同其他部门法一样，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受到了冷落。国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党的文件管理国家事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得到了迅速发展。1983年，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和第一部行政法理论书籍《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对促进中国行政法学的教学研究、建立行政法教义、普及和发展行政法学有着重要意义。此后，1989年《法国行政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中

7、国行政法学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一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从1983年开始，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价值取向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几种理论中，有理想型的理论、援引西方现状的理论和折中性的理论。认为古代行政法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相对方权利，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认为近代行政法则强调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认为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其理论基础是平衡论。{1}但是，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分析看，当时的立法者最后沿袭了原苏联模式的管理论理论。可见，上世纪90年代，在探索依法治

8、国的过程中，行政法真正为国所用的是发挥其管理方面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