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三权分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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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三权分立论摘要：本文从一个常识和经济人的前提出发，讨论了目前的各种反腐败制度和设想，论定：监察权、考核权是督策官员廉洁勤政、制约治权的督策权，因此，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员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能是常任制的和任命产生的。中国的现行的反腐败制度是一个不好的制度。主张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和考核院来督策官员廉政勤政。关键词：反腐败监察权考核权直接选举一、现状分析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发展之中。各种陈腐的规定、制度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温床，经济领域的腐败已向全社会曼延，而市场经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善，这样，反腐

2、败的斗争将是长期而又艰巨的。清除腐败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不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确实对此非常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廉政法规，创立了一系列的监察机构，努力地清除腐败，但为什么腐败却更加严重？本文无法全面讨论有关腐败的诸多方面问题，仅仅讨论反腐败的制度、方法的问题，并且以理性地在约束条件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中国和外国的学者们都指出了中国非常长久的贪渎历史和文化，认为这种文化特征是腐败在中国蔓延却很少受到抵制的原因。对此观点我坚决反对。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知道亲戚朋友间的请客送礼和给官员

3、送礼完全是两码事。在历史上，文化特征大不相同的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官员既腐败又残暴，以至于吉本等历史学家主要谴责其残暴，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官员在和平时期一般只是腐败而不残暴，就是现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极为腐败的时期，因此，文化因素的影响是次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鉴于中国的几千年历史，盛衰兴亡，各朝代开始总是励精图治，而最终腐败无能，衰落灭亡，面对这个几乎是根本性的困扰了无数人的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运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但代价太大了，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景象，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4、毛泽东的全新办法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绝对不可再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清除腐败。但中国目前的廉政办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新闻审查条件下的“两公开，一监督”是无权者对有权者的监督，它的不足之处十分明显。中国共产党的纪检部门，政府部门的监察机关，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把廉政建设的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到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而廉政建设的权力和责任全部集中于领导干部或领导集体，并不是好的廉政建设办法。若只有官僚的上级拥有奖惩权，有三大不利之处：首先，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领导者的权力行使，也有赖于其下属和关系网，在法制建设尚不完善，讲究人情、关系的中国尤

5、其如此，领导者对下属的任何惩戒性行动，实行削减甚至剥夺其下属利益的措施，基本上必定会破坏关系网，破坏组织的统一，直接损害领导者其自身的利益，不利于其权力的行使。其次，官僚的贪污腐败，懈怠渎职，损害的是民众的利益，却无损于其上级的利益，最多只是间接地损害其上级的利益；这两点决定了此类权力必然是尽可能正确、公平、谨慎地行使，决定了监察权基本上只是在腐败行为明显败露或彻底败露后方才行使，而不可能进行预先的鞭策预防。这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下，复杂的情况下，监察权的行使必定是较慢而且次数较少的。三、腐败官僚只要买通其领导，就难于受到惩处；若领导人贪污腐败，

6、或者集团贪污腐败，查清、惩处就更加困难。这一切意味着腐败行为被发现和受惩罚的概率较低。综合上述分析，从“责、权、利”三者的统一来分析：监督者（即领导者）在其下属的腐败行为有迹象但未败露时若采取廉政行动就处于有权力、无责任、对自身的利益有损害的情况，其下属的腐败行为明显败露后领导者则处于有权力、或许有责任、毫无利益的情况。这样一种情况，确实对廉政建设非常不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又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如果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领导者惩处腐败可能有利于在民众中树立清廉形象，有利于下一次的选举而获得利益。但同样地，他们的权力行

7、使也有赖于其下属，惩处其下属的腐败，同样基本上必定会破坏关系网，破坏组织的统一，直接损害领导者其自身的利益，不利于其权力的行使。这样就是一个利益与弊害的衡量和选择的问题。如果衡量的结果是弊大于利，领导者同样不会惩处腐败。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和观点，腐败的“成本”主要是刑罚乘以受惩罚的概率，而腐败行为被发现和受惩罚的概率较低意味着腐败行为的成本低，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及体制缺陷又使得腐败行为的收益相当高，这样当然无法制止腐败的蔓延。并且，萧功秦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指出，“在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软政权’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种分利集团，而

8、这种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取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软政权化。‘如此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