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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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一、《实践论》关于认识和实践的思考为了及时纠正1931年到1934年中共党内发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总结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于1937年发表了著名的《实践论》一文。毛泽东曾经以此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做过演讲，重点揭露了看清实践的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观点，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论的学说。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科学艺术活动和阶级斗争，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此文的

2、主要目的在于讨论认识对于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认识的过程需要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感性认识只是把握到了事物的外部联系，只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够上升至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认识的深化和飞跃需要获取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归根到底还是直接经验），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世界得到感觉经验。毛泽东在此文中强烈反对缺乏现实经验的抽象理论，这表现在他对唯理论哲学的批判中。同时，他还认为认识的发展历程经过从感性到论理的变化只是完成了认识的一半任务，更为重要的在于通过实践来检验伦理的正

3、确性，不断修正、补充、调整，从而才能够初步完成认识的循环。实践发现的只是相对真理，相对真理的总和才是全部真理。实践没有穷尽的时候，认识没有终结的时候。因此，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有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进入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

4、理性认识和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中。这构成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他着重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说。这种对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思考获得了阿尔都塞等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其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张力。毛泽东关于认识论的深刻理解不但反映在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中，而且在文革结束后被邓小平发展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改革理论，对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思考在中共党内形成了重视经验调查和强调实事求是的“反智传统”，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对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价值导向作用。

5、二、阿尔都塞关于毛泽东的评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国著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路易·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思想曾在西方国家和拉美第三世界产生过直接而强烈的影响。在法国，他对革命的毛主义的阐释深刻地影响了参加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学生。他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思考，认为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列宁的革命理论。他还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自己的著作《保卫马克思》寄给了中共中央，表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道路的冷峻批判。他尤其重视毛泽东关于实践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了

6、文化革命。由于阿尔都塞对中国“文革”的理解受制于自己特有的“阅读视野”，将“文革”看成了更高层次上的反权威的理论斗争，我们很容易简单称之为文化“误读”。若细心来看，阿尔都塞的“误读”还有其更为特殊的地方，这体现在他对于中国革命实践道路的重视，并将这种实践本身看成了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哲学的方式。他甚至认为中国人以他们独特的实践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如果回顾我们过去40多年的整个历史，我觉得，要算账的话(这不是一件易事)，惟一可以找到的历史上存在着的对‘斯大林偏向’的基础所做的(左的)批评—而且还有，它是与这一偏向同

7、时代的，因此绝大部分是二十大以前进行的—是一种具体的批评，即存在于事实情况中，存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路线中、实践的原则和形式中的批评。这是一种沉默的批评，它是通过它的行动，通过从长征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从远方进行的批评，一种‘从幕后进行的’批评。需要仔细察看，需要细心译解。而且这也是一种矛盾的批评—哪怕只是因为行动与作品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一种我们能从中学习，有助于我们检验我们的假设，也就是说，有助于我们把自己的历史看得更清楚的批评。”这段话表现了典型的阿尔都塞“

8、症候阅读方式”，即从人们经常忽视的地方读出真正有断裂性影响的“症候”，从那些发生过真正重大变革(实践)的角度去探讨影响理论根基的重大症结问题。[2]阿尔都塞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理解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上，他认为中国进行的是全新意义上的革命实践，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的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