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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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研究清朝，不能不关注满族的历史，关注满族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八旗。长期以来，研究满族史的中外学者，围绕八旗制度展开多方面考察，并取得丰硕成果，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有关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还有助于从更大的视野考察八旗制度的性质和特点，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有清一代，满洲统治者以八旗制度统辖旗人（内部又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族）。旗民分治是清王朝一个根本制度。作为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北京实施旗民分居。清朝定都北京初，在城内强制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

2、。当时的北京城，仍保持明朝重建后的面貌，呈“凸”字形。内城（故又称北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故又称南城），东西各宽于内城。清朝统治者强令原在内城居住的汉民除寺观僧侣外，一律迁居外城，腾出内城安置满洲皇室和以满洲人为核心的八旗官兵及眷属。旗民分居的结果,形成了并存的两个社会，即内城的旗人社会与外城的民人社会。不过，这两个社会并不是互相隔绝的，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民人重新进入内城，最终形成旗民杂居的局面。关于这一变化过程，笔者曾依据房契文书作过初步考察[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对内城民人的考察上，即这些民人是

3、如何进入内城的？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与作为其服务对象的旗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得出若干结论。从事碓房业的民人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是清代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皇室、贵族、高官姑且不论，就连普通八旗兵丁的钱粮（甲银甲米），也是不低的。仅甲米（兵米）一项，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每人每年46斛（合23石），最低的步甲也有22斛（11石）。统治者有意把甲米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养家，余粮则可变卖，作为一项辅助收入。当时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5石，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所以雍正皇帝曾坦率地告诉八旗兵丁：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已

4、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2]大约十万左右八旗官兵聚居京城，每年领取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尚无精确统计。有学者认为，每年在京八旗官员的禄米(俸米)约需12万石，八旗士兵甲米约需175万石，八旗宗室勋戚及荫袭官员禄米约需100万石，此外还有八旗失职人员、鳏寡孤独养赡米石等，合计近300万石。[3]清代京城食粮主要来自南方漕运，分别由山东、河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广运抵。据雍正《大清会典》卷四十：江南额定漕粮179.4万千余石；浙江：63万石；江西：27万石；湖广：25万石；山东：37.5万千余石；河南：38万石。以上合计约370万石，其中绝大部分

5、入于旗人之手。[4]由于粮食来源和品质不同，旗人与民人的食物构成存在明显差异。内城的旗人主要食用南方运来的稻米，而外城民人所食多为北方产五谷杂粮，此即时人所谓：“旗人平日多食老米，民人平日多食杂粮”[5]。仓廒中存贮稻米，很大一部分未经加工仍带硬壳，叫“粗米”，“粗米”蜕壳的过程叫作“舂”，又叫“串米”。米经串治后称作“细米”。这样，主要为旗人加工稻米的碓房就发展起来。“碓”是舂米的工具，碓房多为民人所开。松筠《百二老人语录》卷二云：京城凡胡同内，有开设碓房、米铺之山东人，常收揽旗人每季关领之好米，谓之碓细。每五大斗止给四斗，实于山东人大有

6、便宜。而度日艰窘之旗友，白日出当官差，家中人少。如遇送米来时，山东人故意将米少给。因缺数向争，彼不但不添，仍发豪横，并云：此是你们原米，好食则食，不食给我工钱，将你们原米叫人拿来罢。因无可奈何忍耐过去[6]。“碓房”，满语叫作“beleniohurepuseli”（直译：碓米铺）；“碓细”，满语叫作“narhūnobumeniohumbi”。上引文还说明，开碓房、米铺的，以山东人为多，他们平时里收多给少，或以劣充次，盘剥旗人，花样多多[7]。在清代北京，与旗人关系密切的民人，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山西北与蒙古接壤，向南毗邻京、冀，素有经商

7、传统，京师经营银钱业务之炉房、钱铺、票庄、当铺、印局老板等等，大半非山西人莫属。而山东人与满洲人历史渊源最久，关系也最密切。山东东部一带素为富庶，但人稠地窄，故出外谋生者多。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渤海湾相望，自明代以来，许多人浮海北上，谓之：“闯关东”。关外地广人稀，物产丰饶，北上者络绎不绝，或春去秋归，或迁往不归，关外遂成山东人“第二故乡”。十六世纪末满洲人崛起于辽东，开疆拓土，建立清朝，编入汉军八旗的汉人，十之八九原籍山东。清朝入关，大批山东人随之来京，继而又从原籍招致不少亲朋。山东人素性吃苦耐劳，兼有经商传统，久而久之，旗人日用所需多由

8、山东人承办，近水楼台先得月，老米碓房多由其经营也是很自然的。那么，北京内城碓房是何时兴起的呢？雍正年间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尚崇坦在一份奏折中称：臣查八旗官兵自定鼎以来居住内城，所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