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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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一　前言：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　　自“革命”的中国走上“建设”的轨道以来，教育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扮演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寻求和落实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的平等无疑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理应遵循的道德律令。　　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学术研究表明，当中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时，教育的不平等也在一道增长或扩张。且不论偏远和并不“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棚户

2、学校”或“露天学校”，单看北京城区耗资数亿元的“超现代化”豪华小学及其城郊散布的备受打压的“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极端对立的现实图景所展现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就足以让那些尚未麻木的公民哭泣或者愤怒。它也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自然，“哭泣”或者“愤怒”都无助于客观认识不平等的现实状况。本文的任务是，利用一些无法被掩盖和封锁的统计资料和调查研究资料，尽可能系统地描述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根源、现实表现以及最终归结。本文所说的不平等包括教

3、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各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者所得待遇的不平等。二　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一）二元分割的教育　　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其实质内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其直接结果是，分属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

4、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正如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二元制度一样，发端于50年代的双重二元教育制度有着历史背景和体制根源。在计划体制的逻辑驱使和“赶超战略”的现实压力下，政府可调动的有限资源难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接受同样的教育，农村教育的投入便主要成了农村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快出人才，将有限资源较多用于兴办“重点”学校也就成为自然选择。在缺少对具体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进行尊重和保护意识的特定历史阶段，二元制度的产生并非不可以理解，而且确实被普遍接受了。但是，当权利意识随着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而逐渐觉醒之后，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反而

5、被强化了。（二）农村和农民的教育经费重压　　就城乡角度而言，强化这种制度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由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而城市的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　　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在整个90年代，这一部分始终高达90%左右，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得到的比例始终未超过1%，而且这些有限的金额也主要是对“中央属”中小学的投入。近年来虽然增加了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援助，但“九五”期间的总投入只有39亿元，在2001年以后的四年间，这部分资金仍然

6、不足300亿元，占中央教育财政总经费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从中央级教育财政资金的分配状况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教育最高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实质上属于“高等教育部”──正如这个庞大而坚固的堡垒中分掌“义务教育”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人所象征的那样。　　由于初中和小学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县以下，自省至县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流向了各自管辖的大学、高中等专业学校以及高中，而很少顾及农村义务教育。结果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变成了乡镇一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90年代末，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政府投入部分，中央、省和地区或地级市三级合计负担的部分不到15%

7、，而乡镇则负担了78%。而这部分的投入可能占到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乡镇财政由此成为“教育财政”。　　问题是，弱小的乡镇财政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刚性需求，这就造成乡镇政权必须对农民进行二次、三次乃至第n次的教育费用征收。在整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地估计也在1,500亿元。近年来征收的规模和范围有所缩小，但变相的教育集资仍然没有绝迹。（三）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农村教育的相对贫困　　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准和财源的差异，二元分割的办学制度必然导致城乡义务教育资金投入的严重失衡。以1993年为例，全国城乡

8、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为1.9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在3倍，而上海市与安徽农村之间达7倍；在初中阶段，全国城乡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