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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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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西汉流民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土地问题与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紧密相关,与土地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农民了,农民和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封建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是农民主要的生产方式,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世代定居是常态”农民只要有一线生机就绝不愿抛离故土而远走他乡。但由于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它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当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同上地结合在一起时是农民,“而他们一旦失去土地,便成为流民。”流民问题在我国古籍记载上屡见不鲜,在西汉尤其如此。对于这种现象,哀帝朝谏议大夫鲍宣曾深刻分析和全面概括了流民产生的原因: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早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
2、取不止,三亡也;豪强大族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逸,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鲍宣论及的社会灾害包括赋税繁重、上地兼并、吏治腐败和社会无秩序状态,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早灾、饥荒和瘟疫。总之,鲍宣的论述指出流民产生的原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其中社会的因素尤为重要。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简单分析。1、自然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3、封建生产关系决定了农业生产和自然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当发生了自然灾害,农民无法继续在原住地安身立命,就不得不四出流亡。《墨子·七患》所言:“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旱、饥荒。中国是一农业大国,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自然条件的关系密切相关,每当发生自然灾害,农民或无法土著安身,或迫于缺衣少食而不得不四处流亡。历史气候的研究表明,两汉时期是我国气候由暖转寒的变异时期,约从汉武帝时开始,气候渐趋寒冷,自然灾害主要有早灾、水灾和蝗灾等。如汉武帝元封年间,关东“蝗虫大起,赤地数钱里,或人民相食”;王莽地皇三年(22年),“蝗从东方来,蜚蔽天”。即屯氏河,经
4、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其规模与黄河原流大致相当。西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汉惠帝一年(公元前193年)至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36年中16年有灾害记录,发生旱灾4次,水灾6次,震灾4次,风灾2次,螟灾1次,疫灾2次,冻灾2次。长江、黄河两大河流均发生大的泛溢,是这一阶段灾害的显著特征。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高后八年(公元前18)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文帝后二年(公元前161年),因为连续二十五日的降雨,“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西汉时期仅见的二次长江水灾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发生地区均
5、在江汉地区。黄河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安定,鲜有泛滥的记载。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8年)冬,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泛滥,虽然决口很快被堵上,却从此揭开了黄河为患西汉一朝的历史。震灾较为严重是另一显著特征。虽然这一阶段震灾发生的频率并不算高,但惠帝一年(公元前193年)陇西发生的地震,高后一年(公元前186年)羌道、武都道发生的地震,据推测震级都达到6.7级,说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处于地震活跃期。第二阶段:自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始,至景帝中一年(公元前148年)止,10年中仅景帝六年(公元前151)有一次冬季降雨的记录。第三阶段: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7年)至宣帝神爵元年(公元
6、前61年)。87年中44年有灾害记录,共发生旱灾16次,水灾7次,震灾7次,风灾3次,霜灾1次,雹灾2次,蝗螟灾12次,疫灾3次,冻灾5次。旱、蝗灾发生最为频繁,尤以武帝末年最为严重,两种灾害具有共发性特征。这一时期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灾害当属黄河水灾。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黄河在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溢出堤坝。元光二年(公元前132年)春,黄河在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决口,从东南流入渤海。同年夏五月,“河决于瓤子(今河南蹼阳西南),东南注钮野(今山东巨野县北),通于淮、泅“。洪水所及达十六郡,史称“城郭坏沮,稿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泛滥一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公元
7、前109年)才予以堵塞。不久,黄河复决馆陶(今河北馆陶县),从东北冲出一条新河,即屯氏河,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其规模与黄河原流大致相当。第四阶段:自宣帝神爵一年(公元前60年)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12年中未见灾害记录。第五阶段: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至工莽末年(公元23年)。72年中39年有灾害记录,发生旱灾12次,水灾12次,震灾10次,风灾4次,霜灾4次,雹灾2次,蝗螟灾5次,疫灾5次,冻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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