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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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史家论及汉代宰相制度变化，大凡都追溯到汉武帝在位之时，而归因于君权、相权之矛盾[1]。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不然。一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与汉武帝谈论为政之道时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偏袒大呼，天下从风……。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故贤主……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2]。这里，徐乐重点在提醒武帝减轻赋税、徭役，以防止和消弭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吴楚之乱不过举为陪衬，至于君权、相权的矛盾则只字未提。与徐乐同时上书、召见、封官的主父偃、严安，为武帝所

2、划各策也同样没有涉及君权、相权关系。如果主、相之间争夺权力，武帝确系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权，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对这个问题不置一词吗？这就从反面证明，汉初七十年君权、相权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矛盾，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并未予以注意。　　汉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言，当时重点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诸侯王莫不悲怨”[3]。为此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它们均以律、令形式，作为长久适用的规范、措施出现，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宰相制度的变化则不

3、同。汉武帝虽然处死过丞相，贬黜过御史大夫，却从未颁布过一条律令改革整个制度。许多事实表明，自汉初以来，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权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权力。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曹参为相国，政尚清静无为，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参子曹窋质问他为何“无所请事”？　　《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惠帝、吕后时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辞职，文帝竟让陈平“专为一丞相”，此后西汉一直沿用不改[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罢太尉官，属丞相”。后代基本沿用[5]。文帝曾命丞相灌婴率军八万五千击匈奴；武帝曾命丞相

4、刘屈牦率大军平定戾太子叛乱。证明丞相掌握兵权，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请得与丞相议之”。　　《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以上史实，用汉初以来君权、相权矛盾逐步尖锐，皇帝处心积虑想改革旧制，削弱相权的观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上述观点，可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属于相权过大，与君权冲突的性质。　　其一是汉景帝与丞相周亚夫的矛盾。据《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本来景帝很器重

5、周亚夫，后来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废太子荣，周亚夫固争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周亚夫反对又未成，“因谢病”，被免相。这两件事本属不同政见之争。周亚夫力谏，并非相权膨胀，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对皇帝做出的重大决策进行谏诤的精神。另一面，景帝否决周亚夫之议，也是君主专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许的。如果两人都有度量，关系本不该受到影响。然而不幸两人度量狭窄，周亚夫竟愤而“谢病”，景帝借口将他打击致死。很明显，景帝所恼火的不是丞相权力的大小，而是周亚夫固执己见，触犯皇帝尊严。正因如此，

6、他虽打击周亚夫，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调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权力。这固然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权力之争却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汉武帝与丞相田蚡的矛盾。此事见于《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这是常被引用作为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史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好儒术，与武帝气味相投。虽因武帝祖母窦太后好黄老，一度免田蚡太尉职，但窦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为丞相。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对他“所

7、言皆听”，甚至他贪得无厌，“请考工地益宅”时，也只说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库”的气话了事，并不深究。　　第二，田蚡作为丞相荐人为二千石官，从制度上说并未越权[6]。由于此故，在所荐人中即便有个别的(“或”)起家至二千石，也谈不上“权移主上”。司马迁这么形容，大概是对田蚡奏事太久，荐人太多所用的一句夸张之词，不能理解得太实[7]。　　第三，至于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从上下文及后来二人关系分析，恐怕并非嫌田蚡权重，而是因为主相二人议事，田蚡“坐语移日”，武帝心情烦燥，而有上语。如果嫌他权重，就不必“所言皆听”。当时武帝二十多岁，即

8、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让左右近臣与大臣辩论政事，否决过田蚡意见(见下)，则这时对田蚡不驳，应推定是建议符合其心意。如果武帝最后两句话是针对“权移主上”而发，则此后应逐步限制田蚡权力；而田蚡看到武帝发火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