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卦在周易及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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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卦在周易及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王夫之称：“盈天下而皆象矣”，[1]“天下无象外之道”，[2]“象者，理之所自著也”[3]。一如王夫之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象以载道”，一种“借象喻意”的象征性文化。而在这种象征性文化中，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易统会其理”，[4]周易的卦象又以其万象之纲领、万象之滥觞，而成为中国古人心目中的象中之象的“元象”。那么，若进一步深究的话，接下的问题就是，在周易六十四卦象这些元象之中，到底哪一个卦象可以象征周易易象的根本精神，乃至其可以一以贯之地堪为这些元象中的终极性的元象？对于这一问题，你可以提出所谓的“易基乾坤”

2、，即把《易经》上经首卦之“乾”、“坤”两卦理所当然地作为首选之卦。然而，与这种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不同，笔者却试图另辟蹊径，别寻新的答案。这种答案既不是像传统的儒家者流那样，以“阳之纯而健之至”的“乾”卦为易卦之至尊，又不是像传统的道家者流那样，以“阴之纯而顺之至”的“坤”卦为易卦之优选，而是从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出发，并根据大易的“近取诸身”的原则，情所独钟于作为阴阳之至感、阴阳之绝配的《易经》下经首卦的“咸”卦，而把其视为周易易象的真正代表，大易精神的根本象征。于众卦中独重“咸”卦这一看法，虽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一种力排众议之说，却也并不完全是一

3、种孤明独发之说，更非一种空穴来风之论。众所周知，东晋高僧慧远这位既深明中学又精于佛学的大师，对此早有凿凿的确论。《世说新语·文学》中他与殷荆州的一段对话即其佐证：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5]这里的“易以感为体”的“感”，亦即“咸”卦所谓的无“心”之“感”（“咸”）。除了这一被人广为引用的慧远的断语外，对“咸”卦及其义的极其推重还可见之于宋学一代宗师张载的对“感”义多有发明的《正蒙》，可见之于诸如李贽、王夫之这些古代治易大家的有关论述。如李贽在其《九正易因》中明确宣

4、称：“天下之道，感应而已”。[6]再如王夫之亦在其易论中提出：“故感者，终始之无穷，而要居其最始者也”，[7]提出：“咸之为道，固神化之极致也”。[8]因此，如上所述，在一些古人的心目中，周易之“咸”卦，毋宁说已成为其众卦中的“首卦”，而“咸”卦所体现的感之道，不啻可视为大易之道的代称。故对其而言，一部《易经》，乃是一部阴阳之间“感应交织，重重无尽”的理论。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易传》的作者就“咸”卦写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经·咸·彖》），而把“咸”之感提到“万物化生”、“天下和平”

5、，并直接“天地万物之情”的高度。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从这种“咸”之感出发，不仅从中产生出所谓的“感应”，而且还从中演义出了所谓的“感生”、所谓的“感动”、所谓的“感通”、所谓的“感情”、所谓的“感悟”等等如此多的“感”的胜义，以至于一个“感”字可谓一字千金，它实际上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符号中的“元符”，成为我们民族“无之不感”的文化的集中的指称、寓意无穷的象征。同时，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一“感”字，不独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符号中的“元符”，亦以其普世性品性而与异域民族文化符号中的核心概念息息相通，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周易之“感”最终竟然成为佛学

6、的诸如“因缘”等概念的别称，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对周易之“阴阳感应”之旨的重新揭示，不仅使中国文化在祛除佛学的唯心化的同时，开始了与佛学的理论合理性的对接，亦同时以一种“他者”的眼光重拾对自己感性的文化理论的自信，其结果最终导致了中国宋明时期新儒学的易学化的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并从中实现了中国文化从其“形而下学”向“形而上学”的理论转型，尽管正如我们后面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始于周子、张子的重建工作，在程朱那里，以其不无突出的“理学”化的取向，以其身心二元的不彻底的性质而最后胎死腹中。故竺道生的“应有缘论”以“感”解读佛学的“缘起”，其谓“无不形者，唯感是

7、应。……众生若无感，则不现矣”；[9]慧远的“法身感应论”以“感”解读佛学的“报应”，其谓“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10]晚明的卓吾先生则在极其推重“太上感应篇”的同时，亦大力提撕佛的“因果”与儒的“感应”二者殊途同归之旨，其径直宣称“释氏因果之说，即儒者感应之说”，[11]在这里，佛学的因果不二、因圆果满之说，与周易的随感随应之说二者不惟不抵牾，且完全打并一处，无从区别并难以割舍了。人们看到，即使殆至民国，类似解读也依然是不绝如缕，而呈欲罢不能之势。李翊灼先生在其“《易》感通义与佛说缘生义之比观”一

8、文中写道：“感通者，感而遂通；无感，则通失。缘生者，缘而有生，不缘，则生寂。斯此二者，支、印之异名耳，其义固无殊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