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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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　摘自《美国慈善组织》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Stoner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

2、·彼得拉斯（James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

3、”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J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

4、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

5、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

6、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

7、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