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康熙时期的粮食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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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期间,粮食问题逐渐凸显,遂引起统治者关注并着力解决之。　　粮食生产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也关系到国家赋税的征收。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入不敷出,加上地租、赋税的重压,生活便难以支撑。谷贱伤农,会影响社会稳定,威胁统治根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出现熟荒,赣南粮价贱至银1两可购米11石,浙江米谷贱至无人籴买。农民纷纷破产、流亡,田多抛荒,粮食再生产无力维持。同时,清代的农业税收是国家赋税收入的大宗,占国家赋税总收入的80%。粮食价格过低,国家的赋税也不能如额征收。　　粮食问题关系社会的稳定。粮食短缺是社会动乱的导火索。粮食作为商品具有特殊性,不论价格贵贱,特定时期内对

3、它的需求都是刚性的,一旦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福建宁化百姓因青黄不接、粮价上涨聚众向富户借粮;福建归化县民贴榜通衢,勒令商民罢市,并包围县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江浙米贵,饥民聚众抢夺铺户、抄抢富家的事件在各府州县经常发生。　　清代前期,差不多所有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粮食相交换。[1]因而粮价带百价,粮食价格是其他商品价格的基础。康熙初年粮价低贱,不仅使农民生活困苦,也使富人渐贫,商贾坐困,以致其负贩工作之人,每言愿食贵谷,盖以谷贵则富者有银,可以雇工兴作及买置货物,而小民得沾其利。[2]而粮价过高,其他商

4、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又会出现谷贵伤民的弊端。　　自明代中叶始,我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形成了诸如江浙的棉桑种植区、广东的果树甘蔗种植区等特色经济作物区。由于经济作物大面积挤占粮田,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渐至不能自给,仰赖广西、湖广、江西、四川、安徽和台湾等地的接济,苏湖熟,天下足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形成了新的粮食供需格局。清代前期,用于调剂民食的商米是官米的四倍,粮食流通对维持民食的作用越来越大,顺畅的粮食流通成为缺粮区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的保证。　　康熙初年,由于自明末以来的长期战乱

5、和社会动荡,人口稀少。康熙元年(1662年),全国人丁户口才1920万余,至康熙中叶后,国内不再有大规模战事,社会稳定,人口增长加快,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增至2462万余。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而土地的垦殖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粮食产量的提高不能适应粮食消耗的需求,粮食供给压力越来越大,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　　此外,清代领土广袤,旱涝虫风等灾害几乎每年发生,灾区的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必然影响粮食供求,需要统治者采取措施维持灾区民食。　　基于上述背景和原因,康熙中期以后,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理顺秩序,巩固统治,采取

6、了一系列粮食保障措施。　　　　二　　　　要制定合理的粮食保障措施、进行有效的粮食调剂,就必需全面而准确地掌握各地粮食价格和盈亏状况。而粮食余缺、粮食价格又与当地的气候、收成息息相关。因此,康熙中后期对粮价、收成、气候等情况极为关注。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各地粮价。　　一是向进京者询问当地和路经之地的粮食价格,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差遣进折之人,及外省来者,必询问旸雨收获与米粮物价。[3]即如各省来京之人,从福建来者,朕以浙江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伊等系经过之地,必据实陈奏。[4]二是要求一些外任官员以奏折形式密报当地或附近地区的粮食价格、收成、

7、气候等情况。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六月,苏州织造李煦奏报苏州降雨和米价、收成等情况。这是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最早记录。其后更多的外任官员以密折奏报当地雨雪、收成、粮价等情况。至康熙末年,有关粮食收成、价格等情况已成为当时地方官员奏折的主要内容。正如《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所言,凡督抚许上折子,原为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5]这说明雨旸如何、米价贵贱,是各地督抚奏折的基本内容。三是特地行文要求地方官上报当地气候、收成等情况。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三月,因上年冬天无雪,本年春雨未降,康熙担心各地粮食价格上涨,命行文

8、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北诸督抚查报雨水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