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 经济增长与腐败的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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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腐败的相关问题研究谢地丁肇勇内容提要：投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腐败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投资的绩效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在公共投资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为了提高公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绩效，必须剔除或弱化腐败对公共投资的消极影响，要求在公共投资项目决策与实施过程中，设置有效的腐败预防制度。关键词：公共投资经济增长腐败当今时代，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腐败问题尤为严重，公共投资领域不断爆出的腐败丑闻，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对社会风气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使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2、促进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加强对公共投资领域腐败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理清腐败产生的机理，加强反腐败力度，对提高公共投资效益，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们普遍赞同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积累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但由于市场失灵以及经济活动外部性的存在，有些投资活动如公路、铁路、港口、能源、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等是民间企业不愿或难以承担的。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通过公共投资来解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共同条件，推动经济增长。关于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时代。在19

3、世纪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普遍供过于求的辩论”[1](P1144)。在此次关于经济体系是否具有自行调节能力的著名论辩中，要不要通过兴办公共工程以缓解失业成为争辩的焦点。当时持反对观点的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和萨伊等人占了上风。因此，公共投资问题的“李嘉图观点”（注：所谓“李嘉图观点”就是认为公共工程投资尽管可以在公共工程建设领域增加就业，但是，公共工程建设的投资来自于其他部门投资的减少，因而投资流出部门的就业就相应减少。因此，增加公共工程的投资不能根本解决失业问题。［参见：“当我听到可敬的议员们谈到利用资金来建造公路和运河时，他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样使用的资金必然

4、是从某些其他方面抽调得来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1145页）］。）贯穿于19世纪的始终。20世纪初，经济学界开始重新评价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庇古1908年在剑桥所做的就职演说，标志着他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反对“李嘉图观点”的第一人。此后，关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日益丰富。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肯定公共投资能够增强经济生产能力的同时，又认为公共投资在经济生产能力提高中具体发挥的仅仅是有限的作用，认为公共投资规模应该最小化。即便是比较重视公共投资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也只是在主张各行业平行推进的前提下，才重视公共投资的作用。    罗森斯坦—罗丹

5、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大推进理论”笔记》[2](P56-57)两篇文献中指出，公共投资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间接的生产性，为全社会各部门的生产活动带来种种便利，直接和间接影响到生产部门的成本与收益、产品或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公共投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投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分摊成本，是其他直接生产部门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公共投资［该文献中称基础设施或基础结构，或社会间接资本(socialoverheadcapital)］属社会先行资本，在直接生产性投资（非公共投资——笔者注）开展之前，公共投资“必须优先于那些能更快地产生收益的、具直接生产性的投资”。与发达

6、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明显不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应该集中精力，扩大公共投资，保证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等人同时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快速成长，政府应增加公共投资，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为私人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加速经济“起飞”。到经济发达阶段，公共投资仍应保持稳定的增长，只不过此时公共投资的重心是从注重基础设施等“硬件”向教育、保健、社会保障等能够直接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转移[3]。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则反对罗森斯坦—罗丹等人的观点，认为就公共投资与直接生产部门投资的次序选择而言，由

7、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直接生产部门取得一定发展之后，再通过已经形成的“压力”来引致公共投资的发展。“如果先确保工农业生产——即使由于缺乏足够的交通运输和动力而需要加以补贴——然后让随之而来的压力决定对社会间接资本的适当支出及其配置，那不是更少风险和更为经济吗？”[4](P83)当一国的投资需要既定且有限时，如果存在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并且这些项目的投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现实的资源供给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投资项目选择做出决策。他认为，在投资